西藏农牧区扶贫的长效机制建设

——阿马蒂亚·森贫困思想的一个理论扩展

    李继刚

（西藏民族学院财经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复杂而难以克服的问题，具体到西藏农牧区的贫困问题就更为复杂和困难。本文在阿马蒂亚·森贫困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西藏农牧区的具体实际，将森的能力贫困理论拓展为生态环境约束下的能力贫困，由此得出在西藏扶贫的重点应该是将生态环境建设与农牧民自身能力建设结合起来，全面推动农牧区的现代化。

关键词：西藏农牧区；能力贫困；生态环境

[作者简介]李继刚（1975- ）男，陕西蓝田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财经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和少数民族经济。

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JY0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极其复杂而难以克服的问题，根据国家民委对民族自治地区农村贫困的监测结果显示，到2007年末民族自治地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773.6万人，贫困发生率为6.4%；民族自治地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52.3%，贫困发生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8个百分点。[1]其中，牧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29.9%，而这些贫困人口则相对集中在牧草面积最大的青藏高原牧区。青藏高原牧区贫困程度较深，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远远大于内地平均4.6%的贫困发生率。[2]在西藏这一比例更高，例如，在日喀则地区，定日、聂拉木、定结、岗巴四个县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89%、28.9%、79.2%、87.6%。[3]可以说，积极推进西藏自治区的扶贫工作是当前发展西藏经济、促进西藏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针对西藏贫困问题的研究，现有文献讨论主要从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闵庆文，成升魁；刘雨林；杨松；温军）[4-6]，增长方式转变（贡秋扎西，杨斌；李中锋，杨明洪；李国政，彭红碧）[7-9]，产业结构调整（何景熙）[10]，西藏贫困成因类型（白涛，庄永福）[11]等方面进行探讨，这些已有文献对于我们认识西藏贫困，开展扶贫工作是有价值的。然而这些文献更多的是静态的客观描述性诠释，而较少解析导致贫困的内在机理，更多的是从“物”的方面研究西藏农牧民的贫困，而不是从“人”本身的角度看待人的发展问题。本文受到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的启发，试图从可行能力视角出发，探讨西藏农牧区的扶贫攻坚问题，这可以视为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有意义的补充。

一、贫困、可行能力与人类的自由发展

传统理论一直将贫困与低收入联系起来，而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贫困问题不应局限于这种狭隘的视角，而应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出发来看待贫困问题。森认为，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乏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也就是说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获取机会的贫困，无论何种贫困状态，其本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因权利的缺失或其他条件的不足造成的。同样，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深刻地指出：“相信个人的尊严，相信根据他自己的意志来尽量发挥他的能力和机会，只要他不妨碍别人进行同样的活动的话。”由此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同样认为，除了那些由某些先天的遗传缺陷造成（如身体残疾、智力低下），或者由后天环境因素造成（如吸毒、赌博、酗酒），以及问题家庭的影响等导致的贫困之外，由于其他原因而导致的贫困就不应该只由贫困者本人来负全部责任，而应该由政府、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12]

森的能力贫困（capabilities poverty）理论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什么样的平等》（1979）、《商品与能力》（1985）和《生活水平》（1987）等论著中，森不断阐述一个核心概念——可行能力，即“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13](P62) “一个人的可行能力集由这个人可以选择的那些可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组成。”[13](P126)森有关可行能力以及由此导致的能力贫困，体现了被现代西方经济学早已遗失的人文关怀，启发学界应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发展问题。

森将“可行能力”扩展为“自由”，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13](P24)“自由”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13](P30)。同时，森指出促进发展的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是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其中，经济条件的自由是个人享受的将其经济资源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发展的过程，就是自由市场取代传统社会对人、对资源、对经济活动束缚、限制、干预。[14]

可以说，关注贫困，更重要的是关注权利的贫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其名著《正义论》一书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基本的自由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由正义保障的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15]从这些论述中，我们进一步加深了森所认识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精辟论述，一个法治的社会不仅仅是自由的社会，更是一个充满道德感、正义感、共同繁荣的社会。不应将贫困单纯的看做是一种供给不足，而应看做是权利的缺失。各国的经验一再表明，一国市场的繁荣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富裕与进步。一国在繁荣发展时期，如果未能地处理好社会公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权利关系，不能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中的权利关系，那么，社会繁荣的背后必然伴随着的是贫富之间的相互割裂。[16]

二、生态环境、可行能力与西藏农牧民贫困

反贫困的终极目标，不是简单的提高收入，而是努力实现人们能够实际享有的生活和实际拥有的自由。针对西藏农牧区的贫困人口，我们认为，在强调农牧民权利的同时，也要看到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西藏农牧民的权利在不断保障加强的基础上，应该结合农牧区的生态环境和农牧民的可行能力来剖析西藏农牧民的贫困问题。

从生态环境来看，西藏贫困人口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唐古拉山脉和念青唐古拉之间延伸到东南部横断山脉的狭长地带、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地区。这些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极其恶劣，主要集中在河谷农区与高原牧区的结合部或江河交汇处，农业和牧业优势均不明显。既缺乏发展畜牧业的辽阔草原，又缺乏发展种植业的气候和优良耕地，更无茂密的原始森林。[17]同时，高原脆弱的生态系统、原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重新恢复是极为艰难，很容易陷入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循环之中。如季节与骤热的融冻交替作用，极易于出现山坡草皮和泥土的滑落；寒冻风化会使岩块崩裂，剥落成岩屑、砾石；融冻与寒冻风化的共同作用，又孕育着泥石流的可能性。由于高原边缘阶坎高差悬殊，降雨集中，河水补给以雨水为主的河流如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其洪水期和枯水期流量的变化很大。高原干燥猛烈的西风对植物的适宜性构成局限，植被一旦破坏，很容易被沙砾化，如若不加之以人力干预作用，仅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修复，其过程是困难和缓慢的。[18]

同时，人口的过快增长带来无节制的剥削式的利用土地资源，也加大了人与环境的矛盾，引发贫困发生率的提高。西藏农牧业人口由1959年的113.22万（占总人口的92.2%）发展到2009年的221万（占总人口的76.2%）。虽然农业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呈逐年递减趋势，但与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相比，两者悬殊仍然很大。由于人口增加，人均资源大幅下降，1952年人均占有耕地2.13亩，到本世纪初，人均耕地不足1.5亩，而西藏耕地质量与气候条件又极为恶劣，地广人稀的西藏实际上耕地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农牧业畜牧数量迅猛上升，造成草原严重超载，草场退化，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根据罗绒战堆对西藏100个贫困户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20%的贫困户将贫困导致的首要原因归结为缺乏耕地和牲畜等基础性生产资料。目前，这一因素已经与天灾人祸、劳动力不足并列成为引发农牧户贫困的三个主要原因。[19]

薄弱的人力资本成为贫困发生的一大障碍。西藏自治区15-60岁之间的劳动力有160.6万, 而其中文盲人口就达 69.5万，占适龄劳动力的 43.3 %；有小学文化程度的48.7万，占适龄劳动力的 30.3%；扫盲班人数为13.7万，占适龄劳动力的 8.5%。也就是说西藏小学毕业人数达到131.9万，占全部适龄劳动力的 82.1%。[20]如果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城乡区别, 西藏农牧区适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将更加严重, 文盲比率会更高。2000年，西藏每千人中大学文化程度人数（14.52人）不及全国平均水平（36.11人）的一半，每千人中高中文化程度人数（40.19人）为全国平均水平（111.46人）的1/3略强，每千人中初中文化程度（71.83人）为全国平均水平（339.61人）的1/5略强，而每千人中文盲半文盲人数（528.72人）却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67.2人）。[21]

低下的人力资本及其落后的意识形态，阻碍了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西藏长期处于极其封闭的生态环境中，人们所拥有的财富主要依赖大自然恩赐，因而形成了对环境的崇敬和神化。人们对自然的渴望是风调雨顺，对自身行为的要求是不侵犯自然的法力。这样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资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阻碍了人们摆脱贫困的内在冲动，“动力不仅取决于眼前的机会，而且扎根在过去长期的历史发展之中”。[22](P45)同时，受封建农奴社会遗留思想的影响，人们对待财富的思想意识淡薄，很多农牧民没有积累财富，合理运用资源扩大财富，实现富裕的观念。

另外，西藏农牧民信息封闭，彼此交流相互较少，脱贫致富带动不强。就当前西藏农牧民的公共活动空间而言，也主要集中在：村委会、寺庙、道路、晒场、山川，以及一些因村民临时性庆祝活动而形成的即生即去的公共领域。虽然这些场所增强了村民之间的团结，提高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但是，在西藏农牧区，这些公共活动场所并不能满足人们之间生产、生活需要，不能有效发挥村民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带动的作用。同时，在这些公共领域，妇女被排斥在外，她们虽然在家庭内部的地位得到提高，但在公共事务参与方面往往被忽视、被遗忘，至多只是个服务的角色；另外，在广大农牧区依然对从事和杀生有关的职业的村民有歧视，将其边缘化和孤立化，这也同样影响了村民的共同致富。

三、政策含义

森将贫困的原因从经济因素扩展到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领域；将传统的经济发展观扩展到人与社会的自由发展观，结合西藏实际，我们以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建立符合西藏实际的反贫困政策：

第一，提高人力资本，增强农牧民的可行能力。舒尔茨在领取诺贝尔奖时所作的关于“贫困经济学”的演讲中指出“提高生产的决定因素并非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素质的提高”，只有提高了广大农牧民自身的人力资本，才有可能消除贫困。突破农牧民贫困的根本就在于提高农牧民人力资本，这应从两个方面入手，即提高农牧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及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通过涉农教育和培训，提高农牧民的生产技能，使其适应农牧业发展的要求。同时，西藏农牧区存在大量的人口过剩，如果不能积极引导广大农牧民从事非农活动，仅靠农牧业来维持生计，是有困难的。因此，除了农牧业自身吸引一部分劳动力外，另外一部分，只有通过农牧民的非农化，使其在参与社会活动中，通过“干中学”来增强自身的可行能力。

第二，加大生态环境建设，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西藏的生态环境建设，不仅关系着西藏农牧民的生存与繁衍，更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生态安全。当前，西藏各级政府应积极在农牧区宣传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结合藏族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保护生态、珍惜资源的积极因素，实现生态环境的重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同时，不失时机的进行生态移民，这不仅改善了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而且为反贫困工作的展开创造条件。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在移民之前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做深入考察，确定移民的必要性，同时应尊重当地农牧民的话语权，移民要以群众自愿为前提，做好服务与协调工作。对已迁移民，政府应尽全力促进其可行能力的提高，以防再次返贫。

第三，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为反贫困提供支持。增强农牧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满足农牧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农牧区文明程度，构建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通过大力发展农牧区文化事业，建立自由、健康的文化道德体系，剔除传统思想中的糟粕，推进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文化建设。大力提倡健康的文化消费方式，抵制消极有害的文化消费；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抵制各种堕落的、消极的、极端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创建文明村的活动，让村民参与其中，通过亲身感受，提高文化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发展。拓展乡村公共空间，满足新时期乡村生活需要。乡村公共活动空间的建立将为农牧民之间的沟通架起了桥梁，为其交流提供平台，同时也将成为农牧民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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