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闻学认为媒介的最高宗旨和目标是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在此视域下,分析援藏报道与发展新闻学的关系,以及援藏报道的意义;总结提炼援藏20周年报道的特征;最后,本着走出援助、超越发展的目标,从立足团结与发展主题,促进民族发展现代化;创新传播理念与方式,实现民族传媒现代化;尊重民族文化主体性,推进受援主体现代化三个方面提出新的思考,以期实现传媒促进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目标。

援助与发展:发展新闻学视域下《西藏日报》援藏20周年报道研究

西藏民族大学
2015-03-04
发展新闻学认为媒介的最高宗旨和目标是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在此视域下,分析援藏报道与发展新闻学的关系,以及援藏报道的意义;总结提炼援藏20周年报道的特征;最后,本着走出援助、超越发展的目标,从立足团结与发展主题,促进民族发展现代化;创新传播理念与方式,实现民族传媒现代化;尊重民族文化主体性,推进受援主体现代化三个方面提出新的思考,以期实现传媒促进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目标。

援助与发展:发展新闻学视域下《西藏日报》援藏20周年报道研究

袁爱中

(西藏民族学院新闻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要:发展新闻学认为媒介的最高宗旨和目标是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在此视域下,分析援藏报道与发展新闻学的关系,以及援藏报道的意义;总结提炼援藏20周年报道的特征;最后,本着走出援助、超越发展的目标,从立足团结与发展主题,促进民族发展现代化;创新传播理念与方式,实现民族传媒现代化;尊重民族文化主体性,推进受援主体现代化三个方面提出新的思考,以期实现传媒促进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发展新闻学;援藏报道;报道特征;民族新闻

作者简介:袁爱中(1969- ),女,回族,河南郑州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传播。

王阳(1989- ),女,山东滨州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宗教文化变迁与适应研究”(项目号:11XXW005);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研究”(项目号:10YJAZH112)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80年代,西藏与全国一道,掀起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热潮。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对口援藏、分片负责、定期轮换”的重大决策。20年来,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不断深化开放发展战略,有力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1]

本文在发展新闻学视野下关照《西藏日报》援藏20周年报道,利用定量与定性交叉的内容研究方法,对《西藏日报》2014年一年的援藏及相关报道进行了包括新闻源、报道对象、报道地区、报道议题、报道主题、报道体裁、报道篇幅、版面位置、每月报道数量在内的类目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将援藏报道放置于民族发展、民族团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探究援藏报道的特征,最后提出相应的思考和建议。

一、援藏报道与发展新闻学关系分析

本文的理论支撑来源于发展新闻学理论。“发展新闻学”意指中国发展新闻学,“认为新闻报道应该着眼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和成就,对周围世界做出客观真实反映的一种世界观。”[2]“新闻媒介如何配合国家的发展,同时实现自己的迅速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首要问题。”[3]其着眼点在于加强人们对与发展有关的问题的认知,让人们了解社会发展的主题、发展的思路、面临的问题及如何解决问题等。其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体现在弘扬社会主流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动员社会参与,塑造现代人格,提高国家与政府的美誉度五个方面。

发展传播学是发展新闻学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其共同目标是“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以及如何通过传播媒介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4]P38) 。“传播与社会发展是发展传播学的核心问题,如果从传播学这一特定的视角出发,至少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提出下述值得我们颇为认真探究的问题:媒体或媒介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让媒体或媒介在促进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5]P2)发展传播学理论在半个世纪的演变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丰富的理论体系,其成果将为发展新闻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重要借鉴,而现代化与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对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有重要作用。发展传播学研究把发达的大众传播体系视为现代化的发展指标和现代化进步的象征,对于国家发展而言,大众媒介是社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在发展中国家,信息的流动是改变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发展传播学视受众是发展的主体,认为受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受众是社会发展的象征主体,受众是社会发展成果的享受主体。强调受众的现代化人格的形成是发展传播学的核心要素,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现代化目标的达成。“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6]。发展传播学重视传播策略的应用,认为“如果传播策略可以有效地缩短社会经济获利差距,那么直接地将创新推广到地位低的人群中时,社会经济结构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即使在宏观上社会结构未发生变化,通过改进策略,也可能带来更加平等的发展。”[3]P49

发展报道,是中国新闻实践的重要问题,也是发展新闻学的特殊问题。援藏报道是在发展新闻学理论指导下的媒介实践,援藏报道遵循发展新闻学的基本理念,是发展新闻学的实践运用,运用发展新闻学理论指导媒介推动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是发展报道的典型形态,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社会责任。其媒介内容、形式、要求和意义体现在西藏自治区援藏报道的部署和策划中,具体表现在:

“一要准确把握对口援藏20周年宣传报道工作的目标、内容和要求,大力宣传对口援藏是新时期党中央治藏稳藏兴藏强藏的重大战略决策,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的特殊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大力宣传对口援藏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大力宣传20年来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下西藏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全区各族群众更加知党恩、感党恩、跟党走,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二要精心组织策划,通过专题专栏、理论文章、系列报道、文艺作品等多种形式,突出抓好新闻宣传、理论宣传、文艺宣传、社会宣传、网络宣传和各项纪念活动的宣传报道,注重宣传内容的系统性、准确性、可读性和故事性,全方位营造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三要在结合上下工夫,切实把对口援藏20周年宣传与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旧西藏对比宣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全区各族人民为建设“六个西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7]

二、《西藏日报》援藏报道的意义分析

《西藏日报》作为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对援藏20周年进行了大批量、全方位、多角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立意深刻的宣传报道,援藏报道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藏跨越式发展的时代主题,提高了民众对援藏政策及措施的知晓率和评价率,实现了正确的舆论引导,增强了藏族同胞的中华民族心理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满足各民族建构共同精神家园及文化共同体的需要,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和完善,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对保持西藏社会稳定发展、民族团结意义重大。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存,现代化发展是一般趋势和自身特色的统一,西藏自治区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和特殊性,西藏援藏报道集中在发展报道、成就报道、政经报道、宣传报道,按照“民族新闻是关于少数民族的事实信息,是关涉民族关系、民族发展、民族问题的最新变动的文化传播活动,其实质是交流、交往、互动和分享”[8]的界定,援藏报道是典型的民族新闻报道,援藏报道研究为发展新闻学提供了一个具有本土化语境的发展范本,有利于创新和优化民族新闻传播,有助于促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促进新闻传播教育和新闻学科建设、专业建设。

三、《西藏日报》援藏20周年报道特征分析

《西藏日报》援藏20周年报道以成就报道、发展报道、政经报道、正面报道、团结报道为主,消息来源多样,报道主体多元,报道地区存在显著差异;报道议题覆盖援藏工作所有领域,团结与发展并举,宣传本位的新闻观念体现明显;在呈现方式上特点鲜明,也出现了模式化现象。

(一)来源广泛报道多元,报道失衡依然存在

1、新闻信息源较为多样,报道对象相对全面

援藏报道稿件来源多样,既有来自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的报道,又有来自本报记者以及各地区通讯员、个人等稿件。其中,新华社发布的《梦想,让人生出彩——记援藏博士夫妻马新明和孙伶伶》、《格桑花开在雪域高原——援藏夫妻马新明和孙伶伶民族团结之旅》两篇报道,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另一方面,新闻报道的信源有政府机关、记者媒体、企业及社会团体、个人提供的稿件,新闻报道社会涵盖面广,报道角度多样化,照顾不同受众群体。

报道对象丰富多元,有中央精神及政策解读、领导会见活动、援藏人物感人事迹、受援地区成果综述、各对口援藏省份、援藏策略和问题探讨等共九大类,内容涵盖了教育、医疗、就业、文体、公益、旅游、民生等多样化题材。

2、相关主体话语缺位,报道对象、区域失衡

援藏20周年报道的表达主体呈现单一性。政府部门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表现了援藏政策顶层设计、援藏实施过程的单方面性、缺乏受援主体参与及漠视藏族文化价值及主体性的特征。受援地区普通公众话语表述相对单一,对援藏政策及援藏工作大多持肯定态度,或者表达对党中央、国务院的特殊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的感恩,较少批评及利益诉求表达,形成主体配角化的特征。采访对象配角化的现象实质是援藏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中心——边缘”位置的表证。

专家作为援藏政策科学性的保证,是参与科学考察、项目论证,减少决策失误的安全阀,是进行援藏制度性反思与走出援助模式的智囊,应当成为监测发展风险、进行风险与问题反思的主体,援藏20周年报道的问题反思类文章多来自地方官员及援藏干部,恰恰欠缺专家话语。

援藏报道中区域分配不均衡,广东、北京作为援助主体得到重要关照,林芝、拉萨作为受援主体亦作重要盘点。这是对对口支援西藏时“穷帮穷、富帮富”状况的反映,是援助省份与受援地区发展程度、区位优势一致的体现。报道失衡还体现在城乡失衡,近年来援藏政策已经注意向农牧区倾斜、向农牧民倾斜,援藏报道对农牧区的物质变化进行了反映,总体看,与同作为报道地区的城镇相比,报道比例上存在较大差距。

(二)议题全面主题鲜明,相关报道存在一定偏差

1、议题呈现较立体全面,发展团结框架契合主旋律

《西藏日报》对援藏20周年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报道,与援藏政策的口径、宗旨、目标高度协调一致,议题集中,内容丰富,包括对口援藏是新时期党中央治藏稳藏兴藏强藏的重大战略决策,党中央、国务院的特殊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对口援藏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下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援藏报道大力宣传援藏政策,进行援藏人物典型报道,盘点援藏20年的发展成就,进行援藏方式的反思,从中提炼出发展框架。“发展”既包括西藏自治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包括国家意义上的发展。对口援藏工作与民族团结教育、与感恩教育高度关联,结合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旧西藏对比宣传教育进行宣传,营造了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涉及援助主体与受援主体的关系、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从中提炼出团结框架。

发展与团结框架主题鲜明,注意弘扬主旋律,注重社会效应和舆论导向,媒体践行“首要任务是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原则,贯彻“希望、方法、快乐”[3]P130)的发展报道的新闻价值取向,利用发展类标志性词汇及积极象征性词汇,传递援藏报道中国家意义与民族意义并重,国家化政策与地方化发展相结合,国家主导与地方互动共存的逻辑。

2、成就主导议题有偏差,宣传过度,不合传播规律

经过20年的援藏发展,成绩与问题并存是客观存在,只谈成绩或只讲问题不讲成绩均不符合客观实际。发展新闻学认为,新闻促进国家发展,一通过发展报道,二通过风险警示,虽然某些报道与评论有诸如“输血到造血转变”“留下一只会下蛋的鸡”的表述,但援藏工作本身的问题如援助效益高低,援助依赖的负面作用,并未真正进入新闻话语。

援藏报道中喜庆信息远远大于忧患信息。成就梳理较多,宏大议题较多,正面议题较多,赞扬感激类报道较多,干部援藏、成果援藏、教育援藏占据主导,法律援藏比重小。整体看,对援藏成果、物质帮扶的报道较多,对民族情感、民族意识、宗教情感、民族心理等的关注仍然较少,对国家意义的强调,对援藏主体的强调,多于对受援主体、民族特殊性、民族特色、民族意义、民族话语的强调。

援藏20周年报道表现出鲜明的宣传说教性特征。区党委宣传部要求援藏报道要注重宣传内容的系统性、准确性、可读性和故事性,但是,政经报道、成就报道模式化的宣传套路,自上而下的传播特点,缺少受众参与和反馈渠道,感恩报道中过多积极正面的词汇频繁出现,援藏干部报道中千篇一律的牺牲奉献的价值导向,不断重复的象征性词汇的运用,形成了过度词汇化的现象,让人有阅读疲劳之感,未充分考虑受众需求的多元化和接近性需求,违背新闻传播规律,有过度宣传、过度塑造之嫌。

(三)手段多样编排精良,传播方式同质化、模式化

1、体裁多样有侧重,编排精良有特点

新闻手段是新闻传播工具、新闻体裁、编排技术等手段的统称。如上分析,援藏20周年报道报道体裁多样,除了一般形式,还有专题专栏、理论文章、系列报道、文艺作品等,以短消息和通讯为主,一般是涉及援藏工作、援藏政策、援藏省份、自治区领导行动相关的消息,2000以上字段的新闻报道比例占据第三位,基本上出现在专题述评、理论文章当中,多是宏观视野、宏观主题、大角度、大手笔、高屋建瓴式的述评,总结性报道,解释性报道。

再者,援藏20周年报道的版面编排大都是经过精心组织策划,通过专栏、专版等多种版面形式,配合文字语言深化援藏报道影响力。《西藏日报》援藏20周年报道版面图文并茂,集显性信息、隐性信息于一体,较好的呈现了援藏20年场景。

2、报道方式模式化,缺乏接近性、亲和性

“版面语言是平面媒体所特有的一种语言,也是新闻价值判断的一种综合表现。”[9]总体看,援藏20周年报道的版面编排经过精心策划,图文并茂,同时也存在同质化、模式化,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不足的问题。我们认为,援藏报道可以在编排上更多关注民族特点和特殊性,真正体现民族地区报刊的民族特色,更多考虑受众的接受习惯和特殊需求,构建亲和性、人性化的版面。

四、创新援藏报道和民族新闻报道的新思考

前面提到,援藏20周年报道是典型的民族新闻报道。现阶段民族新闻中重大主题的典型报道是发展新闻学视角下的民族发展报道、民族团结报道为主的操作模式,其媒介的主导新闻观念处于发展主义、宣传主义向发展新闻专业主义过渡的时期,即发展新闻观念时期,媒介的宗旨和最高目标是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的发展方向是客观、公正、及时、公开、平衡、理性的新闻专业主义。

1、立足团结与发展的援助主题,促进民族发展现代化

以新闻传播促进西藏社会发展,实现发展的现代化,一是做好发展报道,二是监测发展风险。以援藏报道为例,将涉及援藏的发展报道、成就报道、人物报道、批评报道、时政报道、经济报道,改革报道、民生报道扩展成覆盖这些领域的发展报道群,成为媒体常规的重点报道领域——一个制度化规范的领域。同时,发挥媒介的风险警示、问题反思功能,实现风险警示制度化纠错,使援藏成为反思性的援藏。

有学者认为,在援助过程中,西藏产生了对中央财政、项目投资、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制度性依赖,中央政府则形成了策略依赖,依赖变成了制度。因此,如何创新援助制度,利用西藏已有的经济增长点,促使其自我发展能力和自我累积能力提升,走出援助,实现西藏的富裕繁荣,不仅是民族社会学、民族经济学应当关注的问题,也是民族新闻学科亟待重视并解决的当务之急。

西藏地方媒介,尤其是党媒,应该把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注重媒介的社会责任,考量新闻报道的社会价值,在社会结构中充当援藏工作的信息交换器和关系润滑剂的角色,通过发挥援助主体、受援主体的持续性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平台作用,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稳定健康的舆论生态,成为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协调器,保障社会稳定、民心安定。

2、创新传播理念与方式,实现民族传媒现代化

发展新闻学将传媒自身的现代化作为两大基本目标之一。即在担负起社会责任的同时,还要注重自身经营管理和内容生产。经上分析发现,援藏报道传递出的媒体传播观是发展观与新闻价值观的结合态,即发展新闻观,该价值观由宣传新闻主义演化而来,现阶段发展新闻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西藏发展环境脆弱,历史上发展的积累性差,发展程度低,加之地处边陲,地理位置敏感,处于反分裂斗争第一线,媒介发展基础差,受发展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制约,这些语境决定了西藏传媒肩负着维护稳定、宣传政策方针、凝聚人心、进行舆论引导、话语斗争的重任,需要也必须通过将发展观与新闻观结合,呈现发展任务的艰巨性。援藏报道中新闻价值观与发展观价值趋向一致,这不仅促使公众迅速有效的接受了援藏政策、援藏工作的相关定位和导向,而且,配合主流观念形态宣传,形成了发展观、新闻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践行的良好局面。

宣传发展新闻观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宣传对新闻的借用,对新闻报道“延伸价值”的强调高于“本体价值”[10]P97-98)的强调,因此,要创新新闻理念,树立发展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以自己特有的专业方式显示自身力量。 “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就是以新闻专业主义观念实现新闻业自身健康发展、促进社会整体发展、促成新闻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良性互动发展的‘新闻主义’”,这种发展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政治制度相匹配、文化精神相一致、社会愿望相呼应”[11]

发展新闻专业主义是宣传新闻主义向专业新闻主义过渡的时期,民族地区媒体仍然要走向专业主义,遵循专业主义新闻价值观和新闻传播规律(选择率、效用率和接近率),践行新闻宣传的价值原则,包括党性、指导性、群众性、批评监督原则,实现宣传引导与新闻传播功能并重。

3、尊重民族文化主体性,推进受援主体现代化

发展传播学将促进人的现代化作为传媒促进现代化的功能之一,援藏报道中,媒体对于受援主体、民族传统、文化价值、民族特殊性体现不够,正如有学者指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援助政策,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特色。[12]如何通过媒体报道,提升受援主体对于援藏工作的参与,对援藏报道乃至民族新闻传播的参与,是思考的应有之义。

“由于对西藏民族、宗教、文化和地理等诸因素的特殊性重视不够,将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计划经济的方式全盘移植到西藏,巨大的援助在被援助地区出现水土不服、生产不畅、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等状况”[13],“当地民众的参与程度较低,局外人或者变相的局外人决策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对口援藏项目与民众的需求偏好之间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非一致性。”[14]马戎呼吁探讨多元的发展模式,在西藏的发展中注重人的发展,复兴传统文化。

媒体在援藏报道中需要体现人的主体性,提倡内源型发展,强调以人为本,让西藏民众成为发展的参与者和成果的享受者。改变单一的宣传操作途径,对援藏利益主体和相关专业人士进行充分的话语赋权,进行多方对话交流,建立一个话语集中与商榷的平台,成为援藏的利益协调平台,援藏主体间话语表达渠道,探索援助方与受援方的良性互动、合作的可能性,“中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支援方和被支援方双方各级政府及其人员作为当然的互动主体;要有专家学者的参与;当地社区代表的角色很重要。”[15]尊重公民个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舆论监督权,发挥援藏项目跟踪、舆论监督、受众反馈、问题揭示、危机预警的功能,形成社会各界建言献策、齐心协力推进援藏大业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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