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

毛阳海

(西藏民族大学财经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踊跃参与，在国际上正在成为中国主导、亚欧非数十个国家共同推进的横跨亚欧非的宏大的国际区域合作大战略。“一带一路”在国内也迅速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推进“一带一路”的关键性文件已经出台，标志着“一带一路”已实现全国覆盖。西藏在历史上长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解放以后，其经济也通过北向、东向发展，尤其是通过青藏经济一体化，融入西北、西南经济圈，已经在事实上融入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本文通过阐述西藏和古丝绸之路、新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联系，旨在说明西藏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依据和意义。

关键词：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唐蕃古道；西藏

作者简介：毛阳海（1966- ），男，湖南岳阳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财经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民族地区经济核算及产业经济发展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教改重点项目及自治区级重点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世人所熟知的“丝绸之路”，是两千多年前就已存在、后来不断演变为沟通中国与亚欧非多国的商贸、物流及文化大通道的古丝绸之路，它主要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新丝绸之路”是指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1]它起源于但不局限于丝绸之路，是中国主导的国际性多边区域合作大战略，目前已有六十多个国家参与，它是开放式而非封闭式、是动态型而非静止型的长远战略。

经过不到两年的演变，其空间范围迅速拓展、内涵不断丰富，进展非常迅速。2014年和2015年的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别提出要“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2]2015年3月，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在谈到“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时，除突出新疆、福建等核心区外，也提到要“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3]按照该愿景和行动计划，“一带一路”战略除了包括“一带一路”本身外，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沿海经济带、港口和口岸、自由贸易试验区及内陆航空港、边境口岸，以及相关的城市群、产业集聚区都被纳入“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之中。可见，该战略已不局限于传统的地理概念，已成为一个横跨亚欧非、开放式包容型的国际区域合作大战略，用全球区域战略视角替代传统的地理或商贸视角，当更有益于观察、探索此系统工程。

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于2013年12月联合召开的“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只有西部9省区市和东部5省参加，西藏不在其列。[4]也就是说当时西藏被排除在“一带一路”之外。而上述“愿景与行动”已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紧密联系起来，且对西藏也提出了明确期望和要求，可见，西藏在事实上已被纳入“一带一路”战略，只是还未进入核心圈层而已。目前在西藏，相关的理论研究似乎落后于实践，人们对于西藏与“一带一路”关系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欠缺。本文拟通过论证西藏同丝绸之路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联系，增进人们对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关系，以及西藏对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所能发挥作用的了解。

二、西藏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对外开放、对内通联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丝绸路之路”逐渐成为了具有全球影响的亚欧非贸易文化大通道。至少自唐代以后，西藏（当时称吐蕃）就通过丝绸之路青海道（即“唐蕃古道”）和跨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主干道相通联，在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西藏和丝绸之路的关系之密切更是不言而喻。从历史维度看，西藏与丝绸之路的渊源深厚绵长，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途径地，也是连接丝绸之路主干道和南亚次大陆的桥梁。

（一）唐以前西藏就和丝绸之路有所联系

1、汉代丝绸之路就已经不是单一的交通、贸易通道，而是多条道路结合在一起的网络状交通、商贸、文化通道。有学者考证，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一条“中丝绸之路”，即从四川的都江堰经湔氐道(秦代进入蜀地的官道)进入“松潘草地”至松州，经青海玉树至西藏的古商道。当前的流行观点认为，古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5]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丝绸之路是两千多年来众多不断变迁的丝绸之路路线的总称，用汉代丝绸之路指代两千多年来的丝绸之路体系显然是不全面的。实际上，丝绸之路形成于先秦时期，从那时至明清，丝绸之路在中国西北先后出现多个通道，如古羌中道、河西道、吐谷浑道、唐蕃道（吐蕃道）、河湟-青唐道、青藏道等。即便是考察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也不只是单一的秦陇道或河西道，需要分段考察。（1）丝绸之路东段为秦陇段，主要是通过中线即“河西道”，即从关中经河西走廊至敦煌。（2）在丝绸之路中段，又分为南道、北道（东汉时改称中道），其中：南道是从敦煌出发西出阳关至鄯善（今新疆若羌），再西南行经过于阗（今新疆和田县），再西北行经疏勒（今喀什疏勒县）等地，到达葱岭；北道由敦煌西北行出玉门关，沿天山北麓穿过白龙堆，途经尉犁（今新疆焉耆县南）、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等地到达疏勒，在此与南道汇合至葱岭。此外，还存在从玉门关西北行经伊吾到达高昌的“伊吾路”；在敦煌以西的西域或新疆段，还有“居延道”，即绕行蒙古草原至新疆伊吾（今哈密）、高昌等地的“草原丝路”，“羌中道”（或“青海道”），即经过陇西沿黄河及湟水河谷西行，过青海湖，经柴达木盆地至塔里木盆地。（3）丝绸之路西段（葱岭以西）也分南道、中道和北道，南道是从葱岭西行至帆延（今阿富汗巴米扬），翻越兴都库什山南下，到达北婆罗门（指北印度或印度）；中道是由葱岭西行经过中亚诸国，到达波斯；北道是由葱岭西行，渡北流河至拂菻国（即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最后到达西海（即黑海）东南岸的君士坦丁堡。[6]也就是说，在汉朝两代，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就已经不是狭长、单一的路线，而是由河西道至敦煌后即分为南道、北道（或中道）、草原道、“羌中道”（即后来的青海道）、伊吾路等多条路线，葱岭以西的境外丝路，也分为南、中、北三条道。整条丝绸之路无疑是呈叶脉状的交通、贸易、文化传播的通道网络，经新疆、青海横贯整个亚欧大陆。[7]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又有新拓展。这一时期，中原时有战乱，丝路时有阻隔，丝路东段的秦陇道经常要绕行武威，经张掖、酒泉，到达敦煌，此时在东段拓展了不经过河西走廊的吐谷浑道，其大致路线是：由关中入陇后经临夏过黄河西北行，抵乐都后沿湟水西行到达西宁，然后进入柴达木盆地北缘，过阿尔金山噶斯山口直抵若羌。丝路中段的南道和东汉时基本一致。此时于阗已成为丝路南道的著名商镇。魏晋开通北新道后，将汉时的北道改称中道，中道是在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之间形成的通道，它东起玉门关，经吐鲁番、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等地，到达葱岭。北道即北新道，南北朝时才全线贯通。是从敦煌出发沿天山北麓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通道西行，到达伊犁河流域，在疏勒与南道汇合至葱岭。到6世纪上半叶，丝路草原道兴盛，它位于绿洲丝路的北边，亦称北大路、蒙古大道，是从乌兰巴托西行经科布多谷地南下穿过南西北利亚大草原，抵达咸海、里海沿岸。[8](P101-104、106)

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吐谷浑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西域南道，开辟了丝绸之路“青海路”，该道亦称“河南道”或“吐谷浑道”。即由丝路南道于阗、鄯善入青海去中原的要道。隋朝歼灭吐谷浑后，西域通江南道、青海路随之由隋朝控制，中原与西域、中西亚贸易的所有道路全面畅通。[8](P170-171)

可以认为，早在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藏高原藏族部落就已经通过“羌中道”或“吐谷浑道”和青海、甘肃等藏族聚居地及新疆于阗等地发生经济文化联系。

（二）“唐蕃古道”把西藏和内地紧紧联系在一起

公元7世纪40年代，唐朝打败东突厥及平定塔里木盆地后，先后设置安西、北庭都护府，统领天山南北属地，后来唐朝又打败西突厥，势力扩张到了准噶尔盆地、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河中地区和阿富汗。在唐朝的锐意经营和保护下，丝绸之路也达到空前繁荣。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此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政权强大起来，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吞并吐谷浑，占领青海全境，公元790年，吐蕃攻陷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后来又占领丝路南道的安西四镇，占领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唐朝势力退出西域并丧失对西域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后来吐蕃又占据河西走廊，阻断丝路河西道近百年之久。但吐蕃也对丝绸之路有过重大贡献，一是吐蕃吞并吐谷浑后，积极发展青海路与西域南道若羌、于阗的联系，开辟了新的贸易路。此路曾长期繁荣，尤其是北宋年间因河西道被西夏阻断，西域南道青海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吐蕃曾长期与大食在西域南道对抗，阻遏了大食的东侵。[6](P113-114)唐代的丝绸之路境内段形成了四条干线：草原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南道青海路（或唐蕃古道）、大丝绸之路（即通常所说的中路主干道）、丝绸之路西南夷道。（1）草原丝绸之路。又称北大路。其路线是由中原向北越长城入塞外，穿越蒙古高原进入南俄草原，最终到达中西亚欧洲。（2）大丝绸之路（即通常所说的中丝绸之路）。即从长安或洛阳经关中西行进入陇州、秦州，再西行经陇西、渭州、金城县（今兰州）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经河西道、西域丝路通道翻越葱岭，经中亚，最终达到君士但丁堡。全长7000多公里。唐朝中叶以后，秦州路上唐蕃使节络绎不绝，随着唐蕃关系的密切，陇州还成为唐蕃绢马互市的地点。（3）青海路（其延伸线即唐蕃古道南段和蕃尼道）。是指由关陇道西行至青海，或去西域南道，或去吐蕃，并经吐蕃去南亚印度、尼婆罗（尼泊尔）的道路。在汉代称“羌中道”，南北朝时期因吐谷浑政权控制着该道途经的青海、西域南道，故又称“吐谷浑道”；吐蕃强盛后攻灭吐谷浑政权，兼并其地，并通过该道与唐朝开展频繁的绢马互市及通使、结盟、和亲，因此该道又称为“唐蕃古道”，又因为前往吐蕃的道路主要在黄河以南，故也称为“河南道”，还有学者认为称它为“丝绸麝香之路”更恰当些。[9]其路线大致分两段：第一段是由关陇南道经河州（或兰州）西南行经林津关或封林关渡口过黄河后沿湟水谷地经青海乐都县，到达龙支或鄯城（今西宁），再西南行至赤岭（今日月山）。第二段是由赤岭南下经尉迟川（今倒淌河）、苦拔海（今青海共和县东尕海滩）、莫离驿（今青海共和县）、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那录驿（鄂拉山）、暖泉、列漠海（喀拉海）、乌海（托索湖）、

柏海（扎陵湖、鄂陵湖）到达河源地区，然后渡黄河后西南行至玉树结古镇，再西南行至阁川驿（今西藏那曲），继续南行至逻些（拉萨）。文成、金城两位公主进藏也是从河源至逻些。唐蕃古道的延伸段即吐蕃入尼婆罗道，即从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至尼婆罗(尼泊尔)都城坎提普尔（今加德满都）。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逻些西南行至普兰出境到北印度，或由日土去西域、中亚；另一条是从逻些南下，由帕里、亚东进入尼婆罗或印度。它是唐与南亚之尼婆罗、天竺等国交往的一条新通道和捷径（不必再绕道通中亚的“丝绸之路”），也有丝绸南路之称。[8](P233)（4）西南夷道（即西南丝绸之路）。是由长安（西安）经巴蜀、永昌通往印度诸国的西南道，由秦蜀道（西安至昌都）、蜀川牂牁道（成都至云南保山）、“永昌路”（由永昌至南亚的印度、孟加拉等国）三段组成。也有学者认为，西南丝绸之路兴盛于隋唐，以云南大理为中心，向西南进入印度、东南亚，或通过西藏进入印度。另外，吐蕃和川西之间有两条驿路、吐蕃和云南之间有三条驿路相连。因此，西藏可以视为是丝绸之路西南道及中“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6](P114-115)

可见在唐代，西藏通过丝绸之路和祖国内地联系，已有西北、西南两条线路，而且，吐蕃至尼婆罗、天竺（印度）陆路交通通道的开辟，也为丝绸之路开辟了通向南亚的较短陆路通道。

（三）宋元时期西藏与丝绸之路联系概况

晚唐至宋初，丝绸之路命脉河西走廊陷入混乱状态，沙州（敦煌）归义军政权、甘州回鹘、吐蕃凉州当局之间时战时和。公元1038年西夏建立后，党项人控制了河西走廊，宋朝一代，中原与西域的官方往来不多，而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和西域往来密切。在丝绸之路西段，出现了中亚突厥化现象，即先后出现11世纪初由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塞尔柱王朝，1126年由辽国贵族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它们统治了中亚绝大部分地区。12世纪末，花剌子模打垮了塞尔柱帝国，几乎占领了整个波斯和西辽领地。[6](P149-151、P167-169)13世纪上半叶，蒙古汗国首领铁木真（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征战数十年，席卷大半个亚欧大陆。首先是从1205-1227年，六次对西夏用兵，攻灭西夏。其次是西征，于1218年消灭西辽，仅用两三年就打垮伊斯兰头号强国花剌子模，一直打到里海沿岸；西征蒙古大军还向北越过高加索山，于1223年5月打败俄罗斯—钦察联军，再向东渡过伏尔加河，一路打到锡尔河畔。1230年冬，蒙古大军再次西征，不到一年就攻灭并占领波斯帝国；后来又打败并于1308年消灭小亚细亚高原上强盛的罗姆苏丹国。第三，另一支蒙古大军远征欧洲，首先消灭了伏尔加河及其支流一带的保加尔王国，接着征服南俄草原的钦察人，到1240年，蒙古人洗劫了整个俄罗斯地区各国。接着继续西进，一直打到匈牙利等地。1258年，攻灭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至此，丝绸之路西段几乎全部地区都纳入了蒙古帝国版图。在西征的同时，蒙古先是消灭了金，后又于公元1279年灭亡南宋，最终完成了除印度外的欧亚大陆的征服。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不久统一中国，包括西藏在内都设置行省，至此，丝绸之路实现完全畅通。蒙古统治者非常重视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兴建设施完备的邮驿系统，并非常重视驿站驿道的维护，使得丝绸之路处于畅通状态。[10](P61)

宋代，汉藏茶马、绢马关系达到非常密切的程度，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重叠者居多。由于川茶主要销往西北秦州、熙州等地，汉藏茶马交易的主道是青藏道，其东段和丝绸之路重合。吐蕃瓦解后，一部分吐蕃种族迁移到河陇地区，大体上，陇山、六盘山以西、以南为吐蕃居住地，特别是甘青两地为吐蕃聚众繁衍之地，他们通过丝绸之路、驿道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自然相当密切。尤其是宋夏战争时，宋朝所需大量战马大部分取自吐蕃，与西方诸国贸易也需要假道吐蕃。宋朝主要是以丝绸、茶叶、粮食、金银等与吐蕃、西夏、高昌、龟兹等地商人交换麝香、马匹、水银、朱砂、牛黄、珍珠、生金、犀牛、牦牛尾、绒毛、羚羊角等商品；其中，茶马、贡赐是吐蕃和宋朝最重要的经济交往方式。元代，中央对西藏实现直接行政管辖，设行省、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十三万户，封授萨迦派首领管理西藏，建驿站驿道等，从朵思麻、朵甘思①至前藏、后藏，共设置驿站27个。元代，川茶不再销往西北地区，只销往境内羌、藏地区，明代规定乌思藏的贡使只得由川藏道入贡，使得川藏道成为主要的茶道、商道和贡道。川藏、滇藏茶马古道大多和南丝绸之路重合。西藏通过丝绸之路及驿道驿站同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联系相当紧密，同甘青、四川等地的经济文化关系也相当密切，成为元代地方与中央及省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组成部分。[6](P173-175)而且，唐宋两朝，吐蕃曾较长时期占据青海和河西走廊大部，曾长期控制和建设古丝绸之路主干道。

（四）明清时期的西藏和丝绸之路的联系

公元1368年，明朝军队攻克大都，元朝灭亡。明初国力强大，对周边实行睦邻政策，西域各国争相来通使朝贡，丝绸之路一度又繁忙起来，主要的区域性民族贸易包括沿草原路发展的蒙汉绢马往来以及沿吐蕃路发展的汉藏茶马关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丝绸之路贸易由国际性贸易向国内区域性民族贸易转变的时代特点。明朝还开辟了嘉峪关至哈密新道，成为中原通西域的最主要的交通要道。从1363年到14世纪末，已突厥化的“察合台人”帖木儿夺取河中地区，兼并了从波斯到小亚细亚的广大区域，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帖木儿帝国，其后来的继承者是沙哈鲁国（明史也译作哈烈国），沙哈鲁继承帖木儿王位后，主动遣使访问明朝，明朝也派遣宦官李达等人出使西域，抵达沙哈鲁国都哈烈城。从蒙古征服到沙哈鲁瓦解，历时两百多年，是丝绸之路探险旅行规模最盛大的一个时期。明代除开辟了丝绸之路陆上通道外，还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为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重大贡献。[6](P178-180)

自从1492年10月，哥伦布率西班牙船队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1498年5月达伽马带领葡萄牙船队抵达印度西南海岸，1519年麦哲伦率西班牙船队进行环球航行，这一系列“地理大发现”一举改变了世界格局，原先相对落后的西方国家飞速发展起来，原先繁荣富庶的东方国家逐步衰落，最后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16世纪以后，繁荣了数千年的陆上丝绸之路走向衰落，被越来越繁忙的海上航线所取代。清朝前期，丝绸之路贸易虽已衰落，但并未立即走向终结。清廷平定准噶尔胜利后，还在古西域道上开展绢马贸易，同时在丝绸之路南道上存在与浩罕、布哈拉商人的边境贸易。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丝绸之路平等贸易逐渐被沙俄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掠夺性贸易所取代，丝绸之路贸易才完全走向终结。

明清时期，与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落不同，西藏和中央政府及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却越来越密切。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僧俗首领实行“多封众建”、贡赐羁縻政策。由于实行所赐物品或给价是贡品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优惠政策，西藏僧俗首领朝贡十分踊跃。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至崇祯三年（1630年）的两百余年，贡赐从未中断，形成了繁忙的两条贡道：一是取道甘、青、河、湟、洮、岷入内地的北道，二是取道四川入内地的东道。[11](P100-101)朝贡者和使臣走北道更多，北道与丝绸之路传统的青海道或唐蕃古道大致是重合的。

（五）简要评述

由上述历史梳理可以看出，早在汉代，西藏高原藏族部落就通过“羌中道”和青海、甘肃等地的居民有经济往来。自唐代起，吐蕃通过丝绸之路青海道或“唐蕃古道”和西北各民族的交往趋于密切，同时将“唐蕃古道”延伸至尼婆罗。晚唐以后，吐蕃长期占据陇右河西地区，也长期控制或影响丝绸之路主干道及西域南道。宋代，西藏和内地西北、西南地区均通过茶马古道发生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元以后，西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行省，其地方僧俗首领和中央政府通过驿道、贡道发生密切的贡赐财税关系，藏民族诸多部落同内地各民族发生密切的茶马、绢马商品交换关系，构成了丝绸之路青藏道的主要经济内容。丝绸之路也为中央政府对西域、蒙藏等边疆地区实行多封众建、经济羁縻政策，进而有效治理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西藏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现实意义

从“一带一路”的当前格局看，在国内已远不是只涉及当初确定的14个省市自治区，“愿景与行动”在“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部分，提到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可见“一带一路”实际上已覆盖全国，其中也给西藏确定了明确的任务。在境外则明确要畅通三个方向，其中一个方向是“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并且提到“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我们认为，西藏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双向意义。

（一）对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起到重要的互联互通作用

按照“点—轴”渐进式扩散模式理论，社会经济主体一般是先在点上聚集，并通过线状基础设施而联成一个有机的空间结构体系。“点—轴”渐进式扩散是指在区域中，经济和社会要素存在“经济梯度”与“社会梯度”，在“梯度”和“压力差”的作用下，扩散源沿着扩散通道(线状基础设施束)渐次扩散社会经济“流”，各种“流”从高压地向低压地流动，形成了空间扩散。[12]如果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是两个主轴的话，那么西藏和青海就好似连接两个主轴的次级轴，进而成为联通北南两个经济带的桥梁。按照上述三个要畅通的重点方向，西藏将承担很重要的互联互通任务，其对于“一带一路”的贡献，一是西藏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和枢纽地带；二是连接南亚大陆出海口进而连接印度洋的重要桥梁和陆路通道，从而在“一带”与“一路”之间构筑起南北向的快捷连接通道。

（二）有利于进一步密切西藏和周边省区市的经济关系

自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和西北、西南诸省市的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其中在西北方向，早在1953年8月，西北局西藏运输总队就在格尔木设立了进藏沿线的第一个转运站，成为修建青藏公路的后勤保障基地；1955年5月，在格尔木转运站基础上，成立了青藏公路管理局；1979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撤柳缩湟”，扩建格尔木物资库区，到1982年，格尔木库区成为西藏设在区外的最大仓储基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格尔木逐渐成为连接西藏与祖国内陆的“旱码头”，承担了90%出藏物资的转运、经销和85%以上的进藏物资商品装卸、转运与存储的历史使命。[13]甘肃也是西藏重要的物资供应地，早在1957年3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贸易总公司驻兰州采购站就在甘肃峡东成立转运组，负责进藏商品的采购储存及转运工作；1960年6月，西藏驻兰州采购站撤销，同时成立西藏贸易总公司驻峡东转运站；1962年，西藏驻峡东转运站撤销，全部搬迁至甘肃安西县柳园镇并成立西藏筹委商业处驻柳园转运站和西藏贸易总公司驻柳园转运站。50代初至70年代末，因交通条件的制约，进藏物资先后从峡东、柳园、湟源卸运火车后，转运格尔木，再通过青藏公路运进西藏各地。[14]

2006年7月青藏铁路格拉段通车运营后，西藏建设所需物资经铁路直接运抵拉萨，沿途基地的仓储、转运功能逐渐弱化，但西藏和祖国西北的经济联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密切。一方面，随着青藏铁路通车及其支线的延伸，青藏“电力天路”建成使用，藏青工业园区开工建设，青藏经济一体化进程已在加快，两省区还在共同合作建设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文化交流十分密切，生态、文化一体化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另一方面，西藏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朝南向北”发展思路，其中包括构建“陕甘青藏经济圈”的设想。陕甘青三省也意识到了青藏铁路交通主干线和中国“南亚陆路大通道”建设带来的机遇，它们也愿意和西藏一起，借助现代“唐蕃古道”—青藏铁路，共建陕甘青藏“龙”形经济带。[14]青藏关系自不必说，青藏经济一体化正在稳步推进；陕西是唐蕃古道始发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又成为对口支援西藏的省份之一，西藏在陕西西安、咸阳还设有办事处、干休所及高校（西藏民族大学），两省区的经济文化关系一直都很密切；甘肃省不仅与西藏自治区有密切的历史关系，青藏铁路通车后更是连接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重要桥梁，早在2005年甘肃就和西藏签订了一份省区合作框架协议。

在东向同西南地区的经济关系方面。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随着川藏公路的修通，许多进藏物资也从西南地区源源不断运往西藏，中共西藏工委、人民解放军十八军的许多干部战士，也来自西南地区，西藏还在四川眉山设有商业采购供应站。改革开放后，西藏同西南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例如，1984年4月，川滇黔桂渝4省1市成立“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这是我国最早的跨省区经济合作组织；1986年，四省区五方协调会接纳西藏自治区参加，形成“五省区六方经济协调会”，1990年成都市作为一方加入，演变成“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2004年起，该协调会变更为“川滇黔贵藏渝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西藏在成都也设有办事处，有两家上市公司的总部在成都，即设在成都的西藏饭店后来发展为西藏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为“五洲明珠”），珠峰摩托工业公司发展为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还和四川、云南等藏区在共同建设长江上游天然林保护工程，已成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重庆也承担了对口支援西藏昌都的任务。

随着西藏和周边省区市共同加入“一带一路”，其互联互通又有众多交集，西藏和西北、西南地区的经济、生态、文化联系还将进一步密切。

（三）有利于扩大西藏的对外开放

西藏虽然只有310多万人口、900多亿GDP，人口、经济规模很小，市场容量也相当有限，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自我封闭没有出路，如能借助区外的要素和市场，则发展潜力很大。西藏长期以来的对外开放格局是，偏重于依赖区外的格尔木、成都同西北、西南省区市发展经贸关系，偏重于依赖樟木、普兰、亚东等口岸和南亚国家发展边境贸易。在“一带一路”、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成为国家区域发展新战略后，西藏的对外开放就可以真正发挥青藏铁路、5条主干公路及航空交通的作用，在国内，将北向发展、东向发展的边界大大延伸，加强南向、西向区域经济联系与合作；在境外，可以拓展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延伸同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拓展同中亚、西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从而形成四通八达、全面开放的格局。“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范围远远超出了国内区域经济战略、国际双边或普通的多边合作战略，已经是横跨亚欧非，涉及六十多个国家、约44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3%）、21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的十分宏大的国际区域合作战略，甚至有北南美洲、大洋洲的诸多国家和地区也愿意加入进来（60多个各大洲的发达、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愿意加入亚投行，就很能说明“一带一路”战略的号召力和吸引力）。②西藏被纳入如此巨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显然会大大拓展西藏的对外经济文化联系。

（四）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西藏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都还存在着与现代经济不相适应的地方。一是产业结构失衡、层次不高，主要是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偏高，产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程度还不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偏高，第二产业的产值、就业比重双低，工业化尚处于初期阶段，整个产业结构属于一种关联度不高、现代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的凹形结构。二是城乡结构仍属于乡村人口、乡村经济占有很大比重的非典型二元结构。区域结构属于中部经济区人口集聚、经济总量一区独大，东西经济区人口稀散、经济弱小的很不平衡状态。经济发展方式也属于过于依赖自然资源、过于依赖财政资金、过于依赖人力、经济效率不高的输血型、粗放型。

西藏在参与“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互联互通建设中，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将先行并加快推进，区域经济获得的拉动力将显著增强。首先，互联互通必然要求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市场边界进一步扩展，这将使西藏的投资环境与条件进一步改善，要素引进、产品营销将获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其次，区域经济受到北、南、东、西四个方向的辐射及环向关联效应将大大增强，物流、商贸、文化等交往将更趋密切，产业合作、产业集聚、产业转移和产业融合等步伐也会加快。其结果很可能会加速促进西藏第二、三产业尤其是采矿业、制造业、能源、交通、通信、物流、商贸、旅游等产业发展，也有利于促进西藏的生态、文化等产业发展。第三，西藏为了编制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和规划而做出的主动调整，将会导致当地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发生变化。这些因辐射作用、关联效应导致的调整和自身主动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将会导致西藏的产业结构、产业空间布局、城乡结构都发生积极的变化，进而有利于优化其经济结构和布局。第四，西藏在与“一带一路”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在获得要素与市场的同时，会获得诸多学习机会，受到许多先进管理模式、先进发展方式的影响，进而引导西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五）给西藏的生态文明建设、文化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按照国家的主体功能区划分，西藏的绝大多数区域都属于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在这种情况下，西藏的经济发展需要选择生态经济、文化经济作为战略重点，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培育这两个战略重点。首先，以西藏、青海、周边藏区及喜马拉雅山地国家为主体的青藏高原，是全中国乃至亚洲主要的江河之源、亚洲水塔、重要的气候调节区和生态安全屏障，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不只是中国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共同的生态安全屏障，其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不只是造福于中国，还造福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西藏的原生态使得这里的资源和物产带有很高的绿色附加值，在未来的低碳经济时代，青藏高原可观的碳汇储备将会给所在省区带来巨大的环境经济效益。其次，丝绸之路既是经贸之路、物流之路、人员往来之路，也是文化传播之路。“一带一路”沿途诸国和地区的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海洋文化、宗教文化的交流，可谓源远流长；附着于玉石、丝绸、茶叶、瓷器等特色物品交换之中的文化交流，使得沿途诸国的资源和物产具有较高的文化附加值。西藏对接或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会大大促进本地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开发、传播，促进西藏和我国内地及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非洲的文化交流，促进西藏的旅游业、文化产业的发展。

（六）有利于西藏的整体品牌形象的提升

西藏是一个人口、经济、科教总量都很少的自治区，其经济、科教和市场都不太引人注目。其知名度主要依靠其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丰裕的资源、悠久且辉煌的历史、独特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原生态的净土环境、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及对口支援政策。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中，如能发挥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南亚各国及地区的桥梁或关键通道作用，则西藏就很可能和新疆、福建一样，进入“一带一路”核心圈层，进而大大提升西藏的整体品牌形象。

[注 释]

①朵思麻大致包括今天的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的藏族地区，朵甘思大致包括今天的青海玉树、四川甘孜、西藏昌都、那曲东部、四川雅安部分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②据2015年4月13日央视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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