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与西藏南亚通道建设的基本途径

牛治富

（西藏民族大学2011协同创新中心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本文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强调西藏在贯彻“一带一路”战略时，应该站在三个共同体的高度，同时还可以提出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视角来建设。这方面西藏与南亚印度、尼泊尔有许多历史文化积淀，特别是宗教文化中有不少理念是相通的，几个相通都有其地缘及文化基础，以此来打造南亚大通道将会减少不少迷茫，进展可能更好、更快。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西藏；南亚大通道；途径

作者简介：牛治富（1954-），男,陕西吴堡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2011协同创新中心南亚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历史、科技、文化及现实问题。

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得到了国内外的理解与支持，亦已成为中国新时期的重大总体外交战略。在此当中，针对西藏这个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如何贯彻“一带一路”战略，党中央也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在2015年前后相继出台和下发了多种文件，召开会议，尤其是2015年8月召开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这就是：把西藏打造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在此当中，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对西藏自治区的功能定位是：“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为此，国内藏学界，包括西藏的专家都对此作了不少研究，西藏“十三五”规划，也有安排。但如何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站在中国外交全局的新高度，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南亚大通道建设的认识，笔者认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方面，中央关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新视角。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从而形成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这一理念，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同各国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契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为维护和完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开辟了美好愿景，注入了强劲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后来在多个场合进一步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提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政治新道路；“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的经济新前景；“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的安全新局面；“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新气象。这一外交新理念，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实际上也是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外交理念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发展和具体化，也是西藏面向南亚的大通道建设的纲领和方针，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化和具体化

对于这一重要命题，国内学者们有多种阐述，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在中国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提供了连接内外的共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超越狭隘民族国家利益，国家间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和世界眼光，是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作为国际社会应之为共同奋斗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抽象的虚无缥缈的理念。中央及部分学者们将之深化、细化、使之成为能够分步实施的具体目标。具体来说，有的把它细化为“三个共同体”，这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也有的细化为五个，甚至六个，再加上安全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最近中央又提出网络安全共同体的理念。

仔细分析南亚八国，特别是与西藏毗邻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王国，贯彻“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南亚大通道建设，这几个方面都大有可为。其中文化与价值共同体可能引出更多歧义，但只要仔细分析，在局部地区，像中国的西藏与南亚各国之间来说，这种文化与价值共同体似乎还更为直接、更显而易见，值得认真探讨。

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内涵及建设路经，2015年5月27日张高丽副总理在重庆召开的亚欧交通产业座谈会上提出的“三位一体”“五大联通”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这就是：基础设施、制度改革、人员交流；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也可视为具体的操作点和抓手。

2013年国务院50号文件《关于加快沿边地区开放的若干意见》，提出经略周围的原则，2014年国务院24号文件《关于沿边地区开放开发的规划（2014-2020年）的通知》，提出了“三圈三带”——即西北国际经济合作圈，东北国际经济合作圈，西南国际经济合作圈以及中蒙俄经济合作带，鸭绿江中朝经济合作带，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的规划。加上这几年各省、市、区相继提出的几个走廊规划（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新铁路））等等，实际上形成了圈-带-廊的战略格局。除了以上成果外，实际上，多年来，包括2016年4月底在纽约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核安全峰会上，中国提出的核安全理念，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国际安全与周边外交新理念——亲、诚、惠、容；睦邻、亲邻、安邻、惠邻：安全共赢的理念，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理念形成的基础，也是这个理念的丰富和发展。这些理念在中尼2015年4·25大地震救灾活动以及2015年中印俄三国外长莫斯科会晤，印度安全顾问，中印边境谈判特别代表北京会晤等外交活动中都有理论体现也是具体实践，是中国和平外交方略的继续和发展。2015年3月时任尼泊尔总理奥利访华时已就中尼命运共同体达成一致。事实上，中国提出的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被国际上不少国家所接受并赞扬。

三、西藏在南亚通道建设“三个共同体”方面都大有可为，其中以文化交流与包容为核心的共同体更具特色和基础性

以上我们从国家层面对南亚通道建设的原则方针作了概要分析，那么从西藏这个区域层面上看，南亚通道建设在几个共同体建设中有着丰富的历史基础与现实需求，可以说更为直接，更为丰富。这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说明，我们还是从共同体的角度入手试着分析。仔细分析南亚八国，特别是与西藏毗邻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王国，贯彻“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南亚大通道建设，这几个方面都大有可为。

在具体讨论西藏与南亚大通道建设的指导思想与路径之前，有必要进一步弄清楚共同体的概念与本质规定。什么是共同体？除了前面提到的五个方面的内涵外，笔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发展与生存的相互连接的共存现象。几个共同体的核心是安全与发展，基础是文化，价值观。在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背景下，就表现为各民族、各个国家相互依存、安全度相互提高的状态。也就是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理解“共同体”一个很重要的思维特征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尽量寻找多国之间的共同点，共同基础和契合点。应该指出的是，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利益、文化、安全需求及价值判断，只有相对的共同点。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的哲理渊源及能有生命力能为世界各国接受的根本缘由。而事实上人类社会在以上各个领域的确存在着一些共同点，不仅有共同利益，共同安全，共同责任需求，也有共同文化，共同价值的文化，与价值理念。这是人类社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能够交流、交往、交融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基础与前提。只不过由于受时代、阶级的影响，对这些共同性的文化、价值理念有着不同的理解，解释，尤其是不同的实践罢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某些国家打着人权、自由等的旗号，将他说成是“普世价值观”，以此来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于侵略他国，其本质就在于把这些名词加上了他们特有的内涵，站在本国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立场上的有意作为、肆意践踏、歪曲的例证，并不是这些文化、价值概念本身有什么问题。我们认为，在上述的六个共同体中，文化与价值的共同体，价值理念上的契合点是其他几个（人类命运、利益、安全、责任）共同体的基础，而且这两个共同体更具有基础性、长远性、广泛性、民众性，当然也最具争议性。而西藏在构建南亚大通道方面，所直接面对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就具有以上的特征。

众所周知，西藏与印、尼、不等山水相连，地缘很近，具有构建共同体的地缘优势。而这种地缘优势千百年来不仅存在于经济、贸易，安全、责任方面，而且与文化、价值观紧密相关。文化上说：表现在西藏文化与印度、尼泊尔等周边文化有相当多的关联性。表现在民俗上的神山圣湖崇拜、佛教宗教信仰、佛教艺术、建筑，佛教造像艺术、科学技术、天文历算、音乐、民俗等诸多方面，如临终关怀、对死亡的认知与坦然等方面尤为显著。西藏文字来源于印度古文字，藏传佛教作为佛教的三大分支之一，来源于古印度、尼泊尔更是众所周知。这些就为文化包容与价值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佛教的十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不歌舞及旁听、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等与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许多相通之处。这恐怕就是2015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讲话再次强调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即努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根本缘由。为什么能够相适应？因为许多文化、价值的理念是相通甚至是相同的，因此可以“相适应”。从佛教及藏传佛教和为贵、和谐、慈悲为怀等理念可见一斑。再比如，崇尚和平，非暴力等观念是中国西藏与南亚印度等国家的重要价值理念。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印缅三国之所以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完全是三国近代以来有相同的历史遭遇，而是因为有这种共同价值理念作为基础，这也是人类共同体及共同价值理念的最显著的例证。至于安全共同体，中国西藏与南亚诸国都面临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主义势力三股势力的威胁，这方面的共同点更是不言而喻。

正因为如此，国家对西藏的定位和任务才是，西藏是我国面向南亚“内联外接”的桥头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点区域和国家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前沿地带。中央认为西藏与南亚地区山水相连，文化习俗相近，存在着天然的人文纽带和亲近感，充分发挥好这些优势，采取多种方式争取沿线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可以筑牢“一带一路”建设的友好基础。也正因为如此，2016年5月26至29日印度总统慕吉克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在与其会谈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印度的“东向行动”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对接时，双方谈判得比较顺利。习近平在讲话中两次讲到“人文相亲”，说两国人民应保持战略沟通，完善中印关系顶层设计、加强高层交往、政治互信、战略对接，实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包容发展。两国发表了“发展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事实上，几年来中印两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体制以及中印边贸、边界管控、安全领域的合作在不断进步；中尼边境口岸自由贸易区建设、尼泊尔大力支持中国西藏的稳定安全方面的合作，就是这几个共同体的实际例证。正如马加力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印两国在政治上的合作性大于对抗性，经济上的互补性强于竞争性，文化上的亲缘性重于排斥性，对国际事务的看法相同性多于相悖性。[1]（P272）

综上所述，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及文化包容、价值理念等高度来认识和引领，将会使这个通道建设减少不少迷茫、过滤相应阻力，排除更多干扰，进展得可能更为顺畅。从实践上说，西藏自治区目前正在实施的十三五规划，运输口岸、铁路建设、中尼边境自贸区以及金融互换点建设等都是直接的现实路径的展开，这既是历史的继承，也是现实的创新，可以预期，西藏的南亚通道建设一定会像历史上的唐蕃古道，麝香通道，茶马古道对藏民族文化和民族形成的推动作用一样，对今天西藏的现代建设产生直接的更为重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吕昭义，林延明.印度国情报告（2015）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