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藏“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探讨

陈爱东 , 谭天明 , 朱 桦

（西藏民族大学财经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实施“互联网+”战略，对西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藏“互联网+”战略的建设内容可以归纳为智慧民生、智慧产业（经济）、智慧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三大领域，在具体建设过程中，需要根据西藏的特殊环境、基础条件制定具有差异性的使命定位和目标，执行策略和路径，以及相应的控制措施体系。

关键词：互联网+；西藏经济；智慧民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作者简介：陈爱东（1970- ），男，四川成都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财经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公共财税和产业经济。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特色农村经营体系构建研究（项目号：2014XM049）”；西藏人文社科项目“西藏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实证研究（项目号：2013ZJRW47）”的阶段性成果。

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李克强总理的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战略的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早在2013年国务院提出《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及《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2015年5月出台《中国制造2025》，强调“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智能制造，8月国务院推出《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意在利用大数据推动经济转型、重塑国家竞争优势、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这些政策共同构成了中国“互联网+”的政策体系。回首中国过往的经济发展促进政策，可以看到互联网+与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和两化融合、新四化融合等概念和政策存在重合之处。“互联网+”能否与西藏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融合并产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推动作用；实施“互联网+”战略，在西藏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经济环境和发展基础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就形成了本文探讨的内容。

一、关于“互联网+”的再认识

本文中的“互联网+”延续和承继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的“互联网+”战略的内涵，有着相对于狭义的传统互联网概念更为宽泛的含义：

首先，从背后的支撑技术来说，“互联网+”不仅包括狭义传统的互联网技术，“+”寓意着包括伴随互联网发展而兴起的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大规模地理空间数据、数据挖掘、机器智能、虚拟仿真等）和云计算等传感、通信、数据、控制技术的结合。

其次，从应用的经济属性来看，“互联网+”在商业经济上的表现形态不单是互联网的媒介沟通和销售渠道属性，“+”更蕴含着将新兴的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嵌入个体与家庭（智慧民生）、企业与产业（智慧产业）、公共服务（智慧城市）领域，提升人均财富和生产力水平，促进人们更加丰富的自由选择。

再次，从参与的社会特性来说，“互联网+”遵循开放的观念和标准而发展，能够激发更多参与人群的平等参与、表达和连接，大量用户产生数据和内容因而具有更大的力量，赋予商业模式的创新活力、驱动社会关系组织方式，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可能。移动互联网也使空间信息与个人信息的数据采集成为可能，以Wikipedia、YouTube、Flickr、Twitter为代表的用户产生内容模式和内容本身将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以Uber为代表的共享模式鼓励着大量个人闲置资源得到更为充分的交换和利用。

因此，与信息化概念相比，“互联网+”则凸显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主干技术融入社会、经济和政务之中。与新型工业化概念相比，互联网+不仅仅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而是将智慧民生、包括农业、工业和金融业在内的产业智慧化、智慧政务包含在内的更为全面的融合。与“新四化”概念相比，同样是融合，但是通过互联网领衔对产业、民生和公共管理服务的融合，使关键驱动要素和推进的抓手更予以显化。因此，可以将互联网+视为信息化、新型工业化、“新四化”的创新及升级版。

二、西藏经济发展的演进特征

（一）财富增长与生产力水平显著递增

财富即资产，是指能带来收入及效用的物品，资产的价值即是资本。资本包括自然资本、固定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知识）、信息（技术）资本等。

其中信息资源可以交易或通过内化为知识资本附着在人力资本中，而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对人力的健康和教育进行的投资、人均受教育年限、百人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孩童入学率等多种变量进行衡量或测度。这方面无须详尽的数据也可以发现西藏人力资本的不断增长态势。

自然资本由于产权界定或测度的原因，目前缺乏获得较为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从粗浅的观察即可发现西藏的新能源资源、生态环境资源、新探的矿藏资源都使得自然财富增加。

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要是指固定资本，即产出中除去消费后的物品，包括厂房建筑、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和存货等。从1978-2014年西藏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数据（表1）非常明显地看出资产形成（财富积累的一种表现形式）的不断攀升状态。2001-2014年间的固定资产形成增长中，2012、2013年增幅最高达29%，2008年最低也达14%，2014年较上年22%。

生产力水平可以通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替代变量进行观察，而人均福利水平可以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替代变量来观察。从表2可以看出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的显著递增状况，地区生产总值从1965年的3.27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920.83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65年的241元增长到29252元。

从表3中可以看出西藏的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呈明显递增趋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5元增长到2014年的7359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565元增长到2014年的22016元。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西藏在改革开放及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尤其是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无论是财富增长水平、总和生产力，还是人均福利水平状况都成极为显著的增长，呈现出社会和谐、经济发展高增速、百姓安居乐业的状态。

（二） “非典型二元结构”特征明显

1、 区域内部及城乡发展差距巨大

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西藏的城镇化集聚演进状况从表3的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比例来进行观察：与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城镇集聚的趋势特征十分明显，城镇化人口率从1990年的16.4%增长到2014年的25.8%。从表3不仅可以看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状况及增长状况，还可以发现西藏城镇与农村发展的巨大差距，从农村与城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比较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几乎都在3-4倍之间。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幅超过城镇居民的增幅，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呈收敛态势。

各地市间发展差距。根据2015年各地区人口数来计算西藏各地区的人均GDP， 2015年各地区人均GDP为32322元，其中拉萨最高，为69621元，最低的是昌都市，人均GDP为18630元，明显可以看出西藏各地区人均生产力所存在的巨大差距。

2、镶嵌工业化与传统农牧业的“非典型二元结构”并存

西藏在和平解放前以传统农牧业占据产出比例极高，基本上属于刀耕火种式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但直至1959年并未触及体制的变革，仍然延续了领主庄园制与寺院体制融合的政教合一制度。1959年平叛后废除封建农奴制度，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实行了在中国整体计划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体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在全国范围先后推动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针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较为滞后的状况，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专题讨论西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四次变革（1951，1959，1965，1978）及国家工业化的策略影响推动了西藏的工业化步伐和社会、经济的进步。

主要依赖于中央投资或兄弟省市援助的西藏工业化主要集聚在城市，不同于由市场自发推动的工业化那样脱胎于传统产业基础。因此，西藏的现代工业和传统农牧业之间沟通和链接较少，二者发展的相关性不强。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藏虽然经济、社会处于较高速的发展，但是其经济自生的能力仍然不足、城镇化集聚滞后，区内地市之间和城乡之间以及区内区外发展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同时，镶嵌工业与传统农牧业的“非典型二元结构”特征依然十分突出，环境资源恶化的苗头也在呈现，需要通过有效的发展实现经济的自生（自我造血）能力和公平、可持续的发展。

三、西藏实施“互联网+”战略的现实意义

（一）促进西藏自生能力的提升

“互联网+”对人力资源和技术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不但使相同时间的产出增加（生产效率提高），而且会使同样自然资源要素投入的产出增加（资源利用效率）。

（二）促进可再生的绿色新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西藏蕴含丰富的水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资源已经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由于新能源发电技术导致的高昂成本，以及输配电网络和控制技术欠成熟的原因，这些资源禀赋优势难以转换为资产，不但不能保障本身的需求，更难以向区外输出。

西藏蕴含丰富的生态资源，目前被人们主要的利用途径是生态景观旅游，水资源的生态交易，碳减排的生态交易，在产权界定困难及交易成本高昂之下，同样难以转换为资产性收益，但是互联网等技术对于碳排放的产权界定提供了可能，同时互联网推动的绿色金融交易兴起无疑会促使资产的收益性显著增加。

依靠传感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物联网可以针对潜在地质环境灾害或污染提供更为高效、全面、低成本的监测，减少自然灾害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使财富遭受意外毁损的机会；“互联网+”对于城镇化和人均产出的带动效应，将会促进西藏居民（尤其是农牧区）减少对生物质能的严重依赖，进而使生态得到恢复和优化；节能环保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将原本末端治理为主的污染防治变革为事先、事中、事后的全程监控和防治；另一方面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能够对原来难以减除的污染和生态破坏源实行有效的控制，并减少对能源资源的损耗和碳排放，不但有效的保护了生态环境，还可以提高西藏的工业容量和环境承载力。

（三）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下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西藏蕴藏丰富的金属、非金属等矿藏资源逐步被探明，困于开采技术与地理距离、生态环境的限制，尚未被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在“互联网+”对开采技术、环境监控保护的手段和能力加强后，可以在确保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情况下实现高效性、规模化的输出和深化利用。

另外，“互联网+”还对西藏的一些人文资源有促进和保护的作用，例如通过“互联网+”的检测技术，使得大量西藏传统人文资源，古建筑和文物得以保护。

（四） 改善交易效率增进分工水平

如前所述，西藏由于人口居住的分散、城镇化集聚的滞后，使分工交换所伴随的商品了解、交易沟通、争议处理，以及组织内部协作沟通等外生交易费用相对内地更为高昂，同时全覆盖的能源网络建设成本高，限制了分工交易水平的深化和扩大，两者形成因果循环的制约关系。“互联网+”的基础特征是高效的信息流，可以非常直接地降低信息通讯的交换和协作费用（外生交易费用）；而且“互联网+”融入政务及企业间协作，能够增强过程和信息的公开和透明，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内生交易费用；同时，与正在兴起的分布式能源的高效能源流相结合（能源互联网基础设施），解决西藏生产与消费中的能源欠缺，促进更大规模的市场、组织内部及外部更为多样的社会分工组织形态，进而使生产产出水平得以提高。

“互联网+”对于企业在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发现和探索市场并增进与客户的交互，改善流程效率和实现成本节约，改善决策的效能等四个方面具有突出功效。例如，西藏拥有广阔的土地面积，但是其耕地和草地的单位产出相对其他区域并不具备充分的竞争优势，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可以较快地推进产业化、集约化和科技化经营，从而强化其农牧业的竞争优势。

西藏的高海拔气候特点，对人们有效工作和研究的效率影响也非常明显。通过以“互联网+”组织的智能化生产线，实现机器对人的替代，对降低劳动强度，来提高人均单位产出效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五）提高教育和科技水平，改善人力资本

个人通过“互联网+”的深化应用，对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和改善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通过智能家居或可穿戴设备、远程诊疗实现个人健康的监测和护理，可以提升健康水准；另一方面，“互联网+”正在改变传统工业化时代的批量化教学方式，使个性化按需学习、弹性时间安排、优质师资的广泛覆盖成为可能，高效的教育和学习手段对于西藏居住分散、师资不足、学习与应用需求脱节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潜在的手段。例如，“互联网+”带动下的藏医药等生物资源和技术知识发展，能够提升西藏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效率并提高其附加价值。

物质要素投入具有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因而纯粹以初级资源投入的财富累积自然也呈边际递减状态，在经济发展中持续增强人力资本优势才是的经济稳健、持续发展的有效动力。

（六）促进西藏城乡均衡发展

西藏经济发展过程特点具有的“非典型二元结构特征”，除了前述的通过增强经济自生发展能力，纾解区内区外的发展差距和等待“援助”的手段和效果之外，还包括西藏内部城乡之间日益加大的发展差距，镶嵌工业化与传统农牧业的二元特征亟须解决。

城乡之间由于天然的交易效率差异，使农村的农业与城市的工业两者在收益和发展速度存在发散特性，而政府计划主导的工业化导致的镶嵌工业化与传统农牧业成为难以互相补益的“两张皮”，又加剧了二元化的差异特征。“互联网+”融入城镇化发展的智慧城镇一方面可以吸纳部分农业人口的转移，另一方面互联网+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及缓解城乡间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能够助推西藏城乡均衡发展。

四、西藏“互联网+”战略的目标及系统架构

（一）战略目标及指标设想

十八大对西藏的发展提出新的愿景表述：建设富裕、和谐、幸福、法治、文明、美丽西藏。“互联网+”是支撑上述愿景得以实现的重要策略，需要根据西藏的特殊环境、基础条件制定具有差异性的使命定位和目标，执行策略和路径，以及相应的控制措施体系。

初步设想的目标描述：以“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绿色经济引领和带动应用发展，通过智慧城市、智慧民生和智慧经济提升经济自生、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指标的选取上，综合考虑以下要求：（1）能够体现西藏的资源环境和发展现况主要特征；（2）能够体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效益、两化融合、创新驱动的融合性发展路径的要求；（3）指标选择应考虑数据具有可获得和可比较性。指标的设立需考虑历史数据的可获得和可量化性，如制造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R&D投入、专利、能耗等指标，能够实现与历史数据的对比及与区内外发展情况的比较；（4）系统性与全面性，如市场化进展程度指标。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可采用质量效益、四化融合、绿色发展、市场化进展、（逐步增强的）创新能力等5大类指标。质量效益指标可以包括投入产出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等子项指标。四化融合指标，应包括互联网基础设施（光缆长度、人均带宽、智能终端），新型工业化（企业数字化应用中的数字化研发、关键工序制造装备数控化、流程分析管控数字化，废弃物排放与能耗指标）、城镇化集聚与电子政务发展、农业现代化等子项指标。绿色发展指标，应包括单位GDP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环境资源产出增长率等子项指标。市场化进展指标，可以借鉴樊纲、王小鲁等（2001）发展的指标体系：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的5 个方面构筑指标体系。创新能力可以从研发投入占产出的比例、亿元GDP的单位专利数、自生能力的增强程度等子项指标加以细化。

互联网+是信息化与新四化的延续和发展，对信息基础设施、科技、人才、产业支撑以及居民信息素养等方面要求高，在具体目标设定中要根据西藏现有信息化基础，合理设定互联网+建设目标，防止脱离客观条件，目标过于理想，可望而不可即或是目标过低，丧失新一轮创新发展的机遇，失去竞争优势。

（二）西藏“互联网+”的系统架构

互联网+的应用外延扩展可以归纳为智慧民生、智慧产业（经济）、智慧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三大领域。

在智慧民生领域，民生的含义包括衣食住行育乐六大范畴，其中的育则又包含生育、教育和医疗健康，乐则涵指休闲娱乐的需求。西藏在智慧民生的需求满足与区外的目标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智慧民生的构建需要通过智慧城市及智慧产业来对其提供产品支撑和服务。主要架构内容如下：

一是建立智慧特色产业

1、大力发展智慧新能源产业

能源互联网是一种在现有配电网基础上通过电力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了大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和分布式储能装置，能够实现能量和信息流动的新型高效电网结构。简而话之，互联网+能源是将传统集中发电机组、分布式可再生发电端、储能设备、各类终端用电机器通过自动化、智能化软硬件连接起来的信息物理系统。能源互联网是在传统化石能源的逐渐枯竭及环境恶化加剧，传统输、配电网存在能源浪费、电力质量问题凸显和电网稳健度低下的状况下，随着新能源发电的逐步普及，分布式发电、并网技术，储能技术的逐步成熟而逐步兴起。

西藏先天性地缺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但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水能等清洁能源的相较内地省市非常之丰富，但是囿于技术和投资限制，无法发挥出资产价值而创造收益。因此，“互联网+”带给西藏在能源行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不但能够解决西藏内部能源的需求，还可以通过已建成的输电网实现外送，无疑会成为西藏具有竞争优势且对环境影响微弱的支柱性产业。能源产业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之一，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以及民生幸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2、大力发展智慧旅游业

西藏面积广袤，地理、气候多样化特征明显，草原、森林、水资源和湿地资源丰富，对于中国乃至东南亚的水资源来源和气候调节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产权界定的困难，这些生态环境资源仅仅主要以生态景观旅游创造资产价值。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具有提高产权的界定效率和环境产品与服务交易效率的作用，西藏应积极推动国家层面甚至国际层面的生态补偿交易政策出台，从而使西藏的环境资源惠及价值得以体现，改变西藏被动等待受外部援助的心态，促进西藏经济的自强自立发展。

3、大力发展智慧高原大农业产业

虽然农牧业在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日益减小，但西藏的农牧业在经济领域中占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另外，西藏的绿色食品和饮料加工具有独特性竞争优势的产品，而藏药的主要原材料也与种植业和养殖业息息相关。笔者将上述传统农牧业、藏药材料培育和加工以及农牧业产业链延伸的特色食品饮料加工制造并列称为大农业。

西藏的农牧业由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信息不对称较严重、涉及的人员分散、交易环节较长导致的较高交易费用和生产力提升空间。因此被互联网改造的提高交易效率和提升生产力的潜力空间较大，如物联网技术对于规模化种植、养殖的渗透，互联网推广和交易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交易效率的显著作用。

通过“互联网+大农业”的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实现农牧民收入的诉求，还有彰显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

二是构建智慧城市

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深度广泛应用，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全球城市竞争的制高点。全国已经有150个城市开始建设，覆盖所有的一线城市和50%的二线城市，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也正在制定和完善中国智慧城市的标准。如果说互联网+产业主要依赖于企业的参与和投入，那么智慧城市则几乎是政府对目标定位、建设重点、实施路径进行统筹规划、系统设计。

智慧城市是智慧产业和智慧民生的基础支撑和环境要素，西藏的智慧城市应该以智慧的公共安全、智慧的政务、智慧的医疗、智慧的教育四大主要应用模块，智慧的基础设施为基础重点带动，突显西藏的绿色、安全和幸福的城市特色。

智慧的公共安全包括生态环境的安全、社会生产及生活安全等多方面的内容。生态环境安全可以通过智能化技术手段和管理模式，对环境气候监测和预测，预警自然和地质灾害、超标废弃物及碳排放，对能耗实现监测和优化控制；社会安全和生产安全也是保障人身和财富安全的重要内容，关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智慧政务要求政府部门整合分散的信息和资源，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建设政府决策、管理、服务信息支撑系统，积极对社会公众实现数据开放，充分利用民智参与政府事务和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提升政府在城市规划、建设、运行方面的城市治理和民生服务能力。

智慧的医疗主要是应对西藏环境气候复杂情况下的人身健康问题，将个人身份档案、医疗诊断病历、社会医疗保障、运动状况等多方位的数据采集和储存分析，更全面地预防和维护人生健康；而智慧的教育是从信息和知识角度提升个体能力以加强西藏的整体竞争优势，这两者都着眼于西藏的人力资源或资产的提升，进而提升生产力、人均财富水平和幸福感。

智慧基础设施是指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和城市信息资源中心，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公平普惠的基础网络环境，满足各领域智慧应用需求。

五、 西藏“互联网+”的推进策略和路径

（一）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统筹推动

充分发挥政府统筹规划、制定标准、机制创新等方面的引导作用，积极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民众需求导向的推进体系，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在政府统一指导下，实施多元化建设模式，确保建设规划科学性、技术上的领先性、实施方案的可行性，争取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二）资源共享和应用开发协调发展

围绕大系统协同运行要求，要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立足智慧民生、智慧产业（经济）、智慧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三大领域开发，统筹建设城市信息资源库和共享交换平台。同时，深化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开展信息技术、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应用、技术、产业和资源共享协调推进的良性循环。

（三）试点探索和示范推广有序推进

西藏互联网+战略的实施，应充分考虑西藏的地区差异，为了防止盲目上马，要试点先行，稳妥推进，如智慧城市可以先在拉萨推行，智慧旅游也可以先在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基础设施条件好的城市推行，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广。智慧公共管理和服务，也是如此，既要有总的统筹规划，又要有分步实施计划，由点及面，确保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四）应用引领研发创新，实现协同驱动

为了解决方案、技术、产品、流程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要建立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相关企业参与的协同中心，对西藏互联网+相关技术和产品标准制定，推进投资、运营和管理模式变革，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五）加快市场化进展与创新能力培育

互联网+的建设是以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部署智慧城市为绿色经济为先导，通过局部个案的典型应用和科技推广进行引领。

在引导阶段，政府起着主导作用，随着应用的广泛和成熟，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深化互联网+的普及和深化。很多差距不完全是技术和人才的差距，而是市场竞争环境的不充分，以及政府对网络等技术应用的限制有很大关系，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和创新发展，政府对于经济、社会高度管控的模式和政策就需要调整，推进市场化进展，应将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于产权界定与保护，维护社会公平和法制等方面。

（六）加强政策绩效的监督与评估

依照系统过程管理的视角，可将公共政策（规划）运作分为以下过程环节：“问题界定——方案拟定——优选确认——政策执行——监督评估”，其中各个步骤之间有着多次反馈的动态过程。

应注重政策规划和投资建设，缺乏政策效果的监督评估是各地政府的普遍通病。因此，“互联网+”战略的推进，要注意与过往政策的延续，更应根据预期的节点目标加以监督评估和改进控制，从而将保证“互联网+”战略的预期效果能够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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