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娅玲（ 1976－ ） ，女，陕西渭南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适应性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藏自治区科技厅项目“西藏旅游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演化机制及恢复力研究”（项目号：Z2012A306－17／00）； 西藏民族大学2011协同创新中心重大委托项目“西藏旅游转型升级研究－基于旅游产品供给侧改革视角”（项目号：XT201604）；西藏民族大学青年学人项目“西藏旅游文化产业特色小镇创新发展模式研究——基于旅游社区农户适应性视角”（项目号：13myQP02）；西藏民族大学2011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背景下的西藏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承创新研究”（项目号：XC1307）的阶段性成果。

脆弱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和欠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是当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两大关键挑战，发展旅游，特别是生态旅游被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经济并保护环境从而能有效应对这两大挑战。［1］尽管自1980年“生态旅游”这个概念在美国著名旅游学者豪金斯（Hawkins）编撰的《旅游规划与开发问题》［2］一书中首次被提出以来，国内外学界对生态旅游在核心内涵上强调“以自然环境为依托、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诉求，以消除社区居民贫困为主要目的，以各利益相关者环保意识的提升为价值倡导”已有共识［3］［4］［5］［6］，但在生态旅游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控制上、在发展的主导方式的认知上，还存在差异与分歧。［7］［8］［9］［10］，这些分歧在生态旅游的影响研究方面比较明显。显然，片面的强调对发展规模和速度的控制并不利于区域消除贫困，满足其带领社区居民迅速致富的发展目标，然而放松对发展规模和速度过大过快的警惕则有可能增加了区域旅游发展中不可持续的风险；同时，尽管政府主导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可以通过财政拨款、投资拉动，生态补贴、知识援助等方式有效推动区域旅游的快速高效发展，然而社区主导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则可以促进旅游发展中社区的有效参与社区增权，更好的应对生态旅游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飞地”风险［11］，进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生计通常是指一种谋生方式，此谋生方式基于社区居民的资产、能力和相关活动的基础之上。可持续生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消除贫困为主要目标提出的［12］，随后，被作为一种寻找生计脆弱性诸多原因并给予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和建设性工具逐渐地在理论上得到了开发和重视，［13］并形成了多种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尽管可持续生计是自下而上基于社区居民消除贫困的视角，但它与生态旅游的发展在关注的效益和核心利益者、参与主体、引导主体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同样强调对脆弱自然、人文环境的保护和对社区居民脱贫能力的增强，因而，发展生态旅游可以理解为可持续生计目标实现而选择的生计策略，而可持续生计目标实现的状态则能够对区域生态旅游的发展效果进行检验。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自然、人文生态环境均比较脆弱，客观上要求西藏全区域旅游业的发展都要符合生态旅游发展的一般模式，如何通过自下而上增强西藏乡村民族社区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进而增强内生发展力量来保障生态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显得尤为重要。

一、研究区域概况

作为林芝县鲁朗镇的旅游示范村，扎西岗村（意为“吉祥坡”）坐落于鲁朗林海的最东部。濒临村落的318国道是由川入藏的必经要道，向西经八一镇可抵拉萨，向东经波密县可达四川成都。到2016年，扎西岗村（辖扎西岗和仲麦两个自然村）共计68户311人，耕地面积1230亩，牲畜总头数2504头，传统生计方式主要为农牧业和林业。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少量农牧民就开始通过经营家庭旅馆、餐饮和土特产等方式自发接待由川入藏的自助游、背包客、骑行者。2001年，在广东省援藏投资项目的支持下，林芝市政府参与引导、主导当地旅游业发展，扎西岗村乡村旅游业发展不断加速，逐步形成了农牧业、林业、旅游业并举，多种经济并行发展的生计方式，扎西岗村也逐渐成为林芝最知名的热门景点之一。 2011年，广东省和西藏自治区把“林芝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建设项目列为重点援藏项目， 2016年10月1日，“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建成开业，至10月4日接待人数已达2万人次，较上年同期旅游接待增加了15％。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调查数据来源：统计数据，主要是针对各村村民展开的抽样问卷调查，对各村旅游发展中的典型代表进行的访谈、参与村委会日常事务会议的观察，入住村民家中参与式体验5种。

调查过程：1、2014年7－8月，研究小组共7人对扎西岗村进行了实地调研。期间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问卷118份），综合分析剔除无效样本得到有效问卷为105份，问卷有效率达93％；共访谈代表性人物15位，访谈时长约为9个小时，访谈对象包括政府官员，村长、前任村长、驻村旅游局工作人员，旅游公司人员，各村旅游业发展良好家庭旅馆带头人，女性旅游参与者，外来经商者、五保户等，每户调研时间均为30分钟以上。2、2015年、2016年8月分别到研究区补充调研，重点访谈典型农户和村委会管理人员。

调查内容：1、农牧民基本信息；2、农牧民社会关系；3、农牧林业生产情况；4、旅游参与情况；5、对旅游发展的感知与态度等。

（二）研究方法

借鉴英国国际发展计划署（ DFID） 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基于统计数据、专家评价和村民感知多个视角构建扎西岗村可持续生计资本（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研究扎西岗村生计资本的变化，探讨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间的相互关系（见表1）。

表1采用各项征因子发生相应变化的获选率来衡量变化情况。其中，以五点量表法获取的指标来自抽样调查表，调查结果主要分布呈单侧分布的态势，因此对其进而二值化处理，进一步计算该变化发生的概率；其余指标来自调查组成员对客观统计数据和访谈体验的综合分析评价。访谈体验由调查组成员共同打分得出，直接以获选率表示该要素发生变化的可能性。［14］

三、结果与分析

（一） 生计资本变化

1、人力资本的变化

扎西岗村自发展旅游业以来，尽管人口数量总体变化不大，人口总体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小学文化程度为主），但人口质量变化明显。机遇型变化体现在各农牧民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明显、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加强、自身知识和视野也更加开阔。胁迫型变化体现在大部分农牧民的旅游行业信息及接待营销知识较之发展前变化不大，大部分人对“如何与外联来增加游客？”、“如何丰富接待游客服务以获取更多利益？”没有概念，基本的态度就是“等”客上门。此外，对村落内部旅游资源及环境保护的意识模糊，需要依赖村委会的管理和引导。

2、资金资本的变化

从表1可见，发展旅游业以来，扎西岗村的总体资金资本增长幅度最大，增速最快。主要体现在各农牧民家庭收入和补贴两个方面。旅游收入方面，全村旅游收入2009年为70万，到2016年已达300万。除此之外，资金政策技术补贴也是扎西岗村资金资本增加的主要来源。自2003年以来，扎西岗村获得政府与民间机构政策及项目资金支持达1265万元，用于村落内部公共基础设施和各家庭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胁迫型变化方面并不明显，物价水平较之过去明显提升，但在访谈中发现村民们在生活用品销售方面采取了对游客和对本村村民两种价格的办法，所以目前对村民的生活影响并不大。

3、社会资本的变化

旅游发展大大提升了扎西岗村的公共服务能力，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也产生一定的分化趋势，新的劳动分工模式开始出现。例如：旅游业发展使得当地的劳动力普遍缺乏，为了旅游业、牧业、采集业兼顾且最大限度的增加收入，村民们在家庭内部通过多种方式增加人数（多生孩子、女婿入赘、雇佣远方亲戚），在家族内部通过互相介绍多余的入住游客来实现利益共享相互支援以增强家族竞争力，但在不同家族之间，竞争使得旅游收入差距却不断拉大，邻里之间和睦信任度有所下降。旅游旺季常常客满的S家庭旅馆的男主人Z说：“担任兼职导游这个工作能帮助我联系到更多的团队，如果我们家住不下了，就介绍到我们亲戚家，他们有多余的话，再介绍给我们”。前任村干部K则表示了对村里旅游发展后出现贫富差距的不满，他认为存在“旅游发展好的家庭非常好，但对其他的家庭没有起到带动作用”的情况。

4、自然资本的变化

2000年以来，扎西岗村各农牧民家庭拥有的林业资源、畜牧头数和耕地面积的减少幅度较大。这起初主要与政府的林木草原保护政策有极强的关系。但随着扎西岗村旅游业发展不断增速，旅游对自然资本变化的影响愈发明显。不但体现在旅游景区开发使得村落耕地不断减少，还体现在每年7－10月份农业、放牧和采集的旺季正是旅游旺季，劳力欠缺迫使一部分旅游经营收入较高的农户逐渐在减少这几项投入人力的数量（但又由于饮食习惯不可或缺）而将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旅游业来。生态环境和生态服务方面，村落生活垃圾的增加和旅游环境（旅游资源：草原、森林、河流、湿地）中的垃圾污染增加明显，草原景区被游客随意丢弃垃圾的大量增加等。

5、物质资本的变化

公用基础设施和自有的基础设施改善都很显著，如作为鲁朗国际旅游小镇规划中的一部分，扎西岗村在交通、通讯、网络、照明、用水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又如，早期的家庭旅馆就在村民自己居住的传统藏式房屋之内，随着游客的增加，大部分家庭在自己居住的房屋旁边，建造了藏式风格但内部已是宾馆式的建筑，使得旅游服务设施和居民的居住条件都有大幅度改善。全村普遍的家庭旅游接待使得房屋成为接待的关键物质设施，但因为扎西岗村处于村容保护项目规划中，一些接待能力强的村民想要申请庄基再建房屋的需求也有所控制。同时，旅游的发展也造成了传统家畜的减少，特别是牦牛数量有所减少。

（二）生计策略的差异

现有生计方式是各农牧民家庭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主要体现。不同的生计组合，形成不同的生计策略，带来了不同的生计结果。［15］

1、类型一： 旅游经营（主）＋上山放牧＋小镇建设＋农业种植＋林业采集

由表2可知，类型一的家庭旅馆经营者包含以下一种或者两种特征：

（1）灵敏的“市场嗅觉”（高人力资本）。早参与，主动参与。20世纪90年代，正是依靠灵敏的“市场嗅觉”，以P大叔为代表几户农牧民家庭率先经营家庭旅馆接待游客，成为旅游发展致富的先行者和受益者。调研时，这位位居扎西岗村旅游年收入前几名的P大叔说：“90年代初，到我们家住的都是一些骑行者和背包客，他们根本没有多少钱，我们一般一晚只收几块钱，如果遇到实在没什么钱的，我们就免费给他们住，跟他们交朋友，慢慢地，那些离开的游客都会留下他们的名片或介绍他们的朋友到我们家来住。”据林芝旅发委的新闻，自2016年5月，扎西岗全村已经被纳入林芝市乡村旅游信息化工程建设，该项目涉及林芝市8个村的149户农牧民家庭旅馆，用于农牧民家庭旅馆的信息化建设。在采访中P大叔喜滋滋地说：“今年，我家的床位每天都被四面八方的游客订购一空，家庭旅馆收入大大增加。”

（2）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高社会资本）。早参与，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参与。在旅游发展初期，高社会资本并不是发展的先决条件，依靠传统农牧业获得较丰厚收入的、在村落里具有高社会地位的农牧民家庭对游客无暇顾及，反倒是个别迫切需要创收的家庭成为发展的先行者。随着扎西岗村旅游业的日益规模化发展，政府通过大量资金和项目支持扎西岗村的公共基础建设和各农牧民家庭旅馆的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原来在村中具有高社会资本的家庭就率先参与到了旅游发展中，通过项目、资金、培训等支持，旅游收入迅速增加。不断扩充房屋面积，装修客房成为了进一步发展旅游的关键因素。访谈中多个家庭被访者最集中的诉求是“希望政府能帮助再盖一些客房、给原来的房间加盖浴室、装修客房”。

2、 类型二： 旅游经营（主）＋上山放牧（主）＋小镇建设＋农业种植＋林业采集

（1）良好的区位条件（高旅游物质资本）。较早时期参与旅游，主动参与和跟随参与都有。拥有保存完好的、美学价值突出的传统工布民居建筑或者位于村落交通主干道的边是影响各农牧民家庭旅游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曾给村里贵族桑吉庄园的农奴主做过仆人的97岁高龄S家的家庭主妇G说：“丈夫在八一打工，舅舅在山上放牧，自己和女儿、儿子经营家庭旅馆，凭借有吸引力的传统房屋，一年的收入有15万左右”。

（2）传统农牧业收入高（高资金资本）。中期参与旅游，主要为跟随参与。家庭拥有的牦牛数量成为衡量其收入水平的重要标志，由于扎西岗村的奶制品在周边乡村非常畅销，总体收入也较高，但受到退牧还草等政策影响，在政府引导下，逐渐转产旅游。因为拥有较高的资金资本，一方面可以不断增加家庭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家族联合购买卡车、吊车，挖掘机等大型建筑机械参与鲁朗国际小镇建设工作，总体收入居于中上或者中等水平。

3、类型三：上山放牧（主）＋旅游经营＋务工＋农业种植＋林业采集

（1）传统农牧业收入中等（中等资金资本）。中后期参与旅游，主要为响应政策，跟随参与。这类农牧民家庭受退耕还林，退草还林政策以及其他户旅游发展利润吸引及政府资金政策补贴带来的影响，大都逐渐采取了开设家庭旅馆转产旅游的应对方式，但往往在村里客房规模和内部设施上居于中下水平，因而有的家庭转产较成功，有的却不理想。不理想的农牧民家庭只好再退回的传统农牧业，以提升生计水平。调研时，住在靠近村头“山坡”边年迈的D阿妈告诉我们，全家就她一个人在家，其他人都上山放牧了，她家房屋装饰一新，也有6间客房可供游客住宿，问她为什么没有人留下经营旅馆时，她说“村里有政策，如果愿意建家庭旅馆接待游客，就可以获得建房补贴款4万元，为了争取补贴款就建好了旅馆，可是没有客人来住，全家还有很多牦牛要放，就全都上山放牧了。”除了放牧以外，这些家庭增收的途径还包括购买农用车参与小镇建设或者购买小货车小客车跑运输，还有采集林副产品销售土特产。

（2）社会资源相对欠缺（中低的社会资本）。中后期参与旅游，主要为响应政策，跟随参与。他们通常期待参与旅游，但往往由于缺乏社会资源，参与的方式比较被动，因而总体收益并不理想。表现在，较少有旅行社的关系难以接待团队，在村落内部较少有发展好的家族的“帮助（自己家客满把游客转介出去）”，较少机会外出参观学习，利用新的通讯信息技术自我营销的能力非常缺乏等。

4、类型四：务工或者帮工（主）＋农作物种植＋林业采集

（1）劳力匮乏（低人力资本）

总体而言，季节性的劳力匮乏是整个扎西岗村的农牧民家庭共同面临的生计挑战。由于每年7－10月份，放牧、采集和农业的农忙季也正是旅游旺季，因此该时段是扎西岗村全年最繁忙的季节。调研中看到，白天人们都忙于外出工作，村委会开会等事务一般都是在晚上9点才开始。大部分农牧民家庭会雇佣远方亲戚来协助放牧或者参与家庭旅馆的服务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家庭如果没有足够人力（劳力），无论放牧、务农还是旅游经营，都很难开展好相关工作。家中的牲畜也仅有维持日常生活必须的一两头或者没有，除了应季务农和采集以外，只有以务工、帮工和采集作为生计来源了。

（2）五保户家庭（低生计资本）

生计资本全面匮乏，家庭人口不超过4人。大多只有一两口人，多为孤寡老人，基本上享受政府的困难补助，或者靠日常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三）影响机制

如图1所示，扎西岗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脆弱风险因素主要包括4个方面：传统农牧林业带来的季节性劳力匮乏，森林、草场生态环境的退化，大量国内外游客的进入，外来人口、外来商业资本的冲击。在适应脆弱性环境的生计过程中，各农牧民家庭拥有的生计资本既影响着形成生计的组织机构和政策制度，同时又被形成生计的组织机构和政策制度所影响。在双方相互作用过程中，不同的生计资本相互结合形成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最终得到多样化的生计结果。生计结果连同生计的组织机构和政策制度又形成了扎西岗村社会经济发展中新的背景因素。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扎西岗村是西藏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宏观来看，旅游产业发展的确为传统民族社区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收入，使得社区居民的生计来源更加广泛，同时，也使得社区的物质、精神消费品更加丰富，社区福利大幅度提升。然而，当更微观的审视旅游发展对社区内部带来的影响时就会发现：生计方式的转变，带来的生计资本的重构，也导致各农牧民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产生了新的差异。较之原有传统畜牧业带来的生计差异，这种新的差异不仅受外界影响更明显，而且会随着外来竞争的压力有不断趋大的风险，从而易导致乡村生态旅游从内向外产生不可持续的特征。因此，依据生态旅游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图1）可知，在当前西藏旅游业“做精、做强”的发展要求下，还应从传统乡村社区各农牧民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差异的视角，重视并加强结构和程序的转变，特别是改革完善政府参与社区旅游的机制、提升政府主导水平，建立切实有效的保障机制，有针对性的改善生计资本的差异，多措并举，才能增强传统社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对策建议

1、社会资本：创新旅游合作社机制，完善法律市场机制

由以上分析可知，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资本的分化是造成可持续生计能力分化的最关键因素之一。（1）一方面可以通过旅游创新合作社机制来促进、激励社区内部各农牧民家庭之间在旅游发展中自发形成支持、帮扶机制，通过市场作用增强绝大部分家庭的经济资本以减少社会资本的差距。（2）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政策法律制度，改革政府参与社区旅游的机制，在保障政府引导、调节职能的同时，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乡村社区发展旅游的法律、制度，逐步形成社区主导的自我发展机制。

2、人力资本：建立长期普遍旅游专业知识信息帮扶培训机制

总体来看，劳动力欠缺，特别是能呈现出旅游地特性的本地劳动力的相对欠缺是影响今后西藏乡村社区旅游产业纵深发展，高水平发展的另一关键因素。在传统乡村社区内部，这种欠缺也是导致可持续生计能力分化的关键原因。具体要从两方面来调整：从长期来看，通过政策制度调节，鼓励生育、鼓励能体现旅游地方特性的外来人口迁入，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提升教育质量；从当前来看，应建立普遍的帮扶和旅游专业信息培训机制提升现有劳动力的综合水平，最大限度的弥补劳动力数量的不足。

3、自然资本：逐渐完善旅游增收与地方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机制

对于传统社区的农牧民家庭而言，自然资本的差异直接决定了畜牧数量，是造成生计资本差异的关键因素，因而其数量与质量的多寡非常重要。然而，在旅游发展以后，这种差异对社区内部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逐渐减弱，反倒是整体自然资本、环境所形成的保护完好的生态旅游资源、旅游环境则成为传统社区旅游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进而，对社区居民的公共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意识的提高，保护措施的建立完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一要建立资源环境保护的法律监督制度，特别是逐渐完善旅游增收与地方环境保护的协调机制，是提升社区旅游资源保护能力的关键。二要建立定期培训机制。通过定期宣传、培训，进入中小学生课堂宣讲、进入农牧民家庭宣讲或与林芝农牧学院定向帮扶等多种形式建立提升资源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

4、物质资本：以差异化战略凸显特色，形成长效实用的内外部竞合机制

尽管旅游发展带来的新的生计方式使得物质资本的内容有所转变，但并没有减小物质资本在生计资本中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由于旅游业特定的经营方式（家庭旅馆、旅游运输等）的需要反而有所增强。因而，为避免物质资本差异而造成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差异，对策如下：一是在传统社区内部，可以通过请专家对村落进行整体规划，挖掘特色，创新发展模式的方式来突破发展，消解物质资本的一般差异。二是面对外来资本竞争，更需要教育、培训、帮扶农牧民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实施差异化战略，变竞争为合作共赢，从而避免物质资本差异带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差异。

5、资金资本：形成援助资金的使用机制，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

较之传统生计方式下的资金资本，旅游发展后乡村社区拥有的资金资本不再仅限于自身家庭收益资本，而是拥有数量更大、更多来源方式的输入资本。输入资本的分配差异是造成可持续生计能力差异的另一重要原因。因此，一要通过建立援助资金的综合考评、使用机制，形成具有针对性投放援助方向，既能避免重复投入带来的差异，也能最大限度实现资金的投放预期。二要建立资金使用监督反馈机制，动态监督资金的使用状况，对合理有效使用资金的予以奖励，不合理的则可以及时向农牧民提供使用帮助或采取停止、限发等措施。这样既能提升资金使用的效率，也可以鼓励农牧民积极的用好资金。

［参考文献］

［1］王成超，杨玉盛，庞雯，洪静．国外生态旅游对当地社区生计影响研究综述［J］．生态学报，2017（16）．

［2］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ssues［C］．ed． by D． Hawkin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1980．

［3］郭舒．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思考［J］．旅游学刊，2002（17）．

［4］周笑源．生态旅游内涵再论——兼与郭舒先生商榷［J］．旅游学刊，2003（18）．

［5］卢小丽，武春友，Holly Donohoe．生态旅游概念识别及其比较研究——对中外40个生态旅游概念的定量分析［J］．旅游学刊，2006（21）．

［6］吴楚材，吴章文，郑群明等．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J］．旅游学刊，2007（21）．

［7］LI W．J． Community decisionmaking participation in deveplogment［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6（1）．

［8］梁佳，王金叶．2006－2012年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回顾与反思［J］．西北林学院学报，2013（6）．

［9］鲁小波 ，李悦铮．21 世纪初中国生态旅游研究进展［J］．经济地理，2009（6）．

［10］STRONZA A， GORDILLO J．Community views of eco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8（2）．

［11］刘爱利，刘家明，刘敏．国外飞地旅游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08（1）．

［12］苏芳，徐中民，尚海洋．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J］．地球科学进展，2009（1）．

［13］汤青．可持续生计的研究现状及未来重点趋向［J］．地球科学进展，2015（7）．

［14］喻忠磊．基于农户调查的旅游乡村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大秦岭旅游地金丝峡节点的实证分析［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5］贺爱琳，杨新军，陈 佳，王子侨．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J］．经济地理，2014（12）．